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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律案例

原贺州市秘书长、广西民政厅副巡察员犯受贿罪被判十二年

发布人:影响中国     发布时间:2018-11-11
        编者语:近十年,贺州官场地震不断,贺州市委书记、副书记、副市长及各局领导不断有人落马,所不同的是有些是调任后被查,有些是在任出事,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贺州这个在广西不算发达的地级市官员频繁出事?很多人都希望有人给出答案。2017年开始,由青年法学家、中国法律策划中心主任覃鹏芳先生带队,成立专门课题组,对全国各地官员的犯罪轧迹、犯罪心理、犯罪环境、犯罪经过和犯罪手法进行研究,找出他们犯罪的特点与共性,以便为以后反腐倡廉工作提供经验和指导(希望有关机构或个人给我们提供更多有效的资料和研究线索)。

广西贺州原市长坠楼身亡,生前多名同僚落马

        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通报,广西民政厅副巡视员冼定同、广西福彩中心原主任谭桂安等严重违纪违法,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而据公开资料显示,陈利丹在贺州任市长期间,冼定同曾任贺州市政府秘书长,谭桂安则担任贺州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008年,陈利丹从贺州市长调任广西民政厅长,冼定同和谭桂安亦先后从贺州市进民政厅。
       2014年10月中午,广西贺州市原市长陈利丹在南宁市区一座高层建筑坠楼,当场死亡。值得注意的是,与陈利丹在贺州同期任职的政府官员不断有人落马,前贺州市委书记李达球、贺州市委书记副书记、纪委书记徐励明贺州市副市长农晓文、贺州市副市长毛绍烈、 贺州市国土局长黄超文、钟山县县委书记谭玉和、贺州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谭桂安、贺州市政府秘书长冼定同、
贺州市人民政府秘书处科长胡钧等一批官员。
         6月12日,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自治区民政厅原副巡视员(副厅级)冼定同受贿案一审公开宣判,认定冼定同犯受贿罪,收受贿赂款项合计123.3万元,判处有期徒刑12年。冼定同和已被判刑的广西福彩中心原主任谭桂安多有交集。2014年1月20日,两人同时被自治区纪委通报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与谭桂安颇有交集
        去年落马的广西福彩中心原主任谭桂安,曾在2007~2008年,担任贺州市城投公司董事长,冼定同时任贺州市政府秘书长。因城投公司的各项相关业务都要经过冼定同上报给市领导,冼提供了很大帮助,因此谭桂安先后送给冼定同16万元。
        谭桂安的证词显示,起初他和冼定同一起到北京开会时,他先后两次给冼现金,每次两万元,以感谢冼在工作上提供的“关照”。2008年下半年,谭桂安得知冼定同准备调到自治区民政厅工作,就向对方表达了也想调到南宁工作的想法,并表示会给活动费。不久后,他又先后送上13万元。
2009年初,冼定同调任自治区民政厅时,谭桂安也顺利追随前往,担任民政厅下属机构福彩中心主任一职。为了继续搞好关系,谭桂安多次给冼定同送钱,共计19万元。这些钱都是两人一起出差时,谭到冼的房间送的。
        谭桂安因在贺州和南宁期间的贪腐问题东窗事发,去年12月24日,他被桂林市中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3个月。
        多次“关照”同学生意
        冼定同与谭桂安的交集,最早或可追溯到2005年。那年,冼定同帮自己做招标代理的初中同学韦伟“办事”。
        2005年下半年,贺州市城投公司筹备“两路一街”项目招标事宜,当时有包括韦伟在内的3家招标代理公司报名。冼定同打招呼叫谭桂安关照韦伟,城投公司将3家公司上报市政府后,韦伟的公司被选中。
        河池市中院经审理查明:2005~2013年,冼定同利用其先后担任贺州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广西民政厅最低生活保障处处长、办公室主任、副巡视员等职务的便利,多次为广西区建设工程机电设备招标中心副总经理韦伟获得一些项目的招投标代理资格提供帮助,先后多次收受好处费共计60.2万元,包括资助在南宁买房和停车位等。
此前的庭审中,冼定同辩称,他与韦伟不单是因为有业务介绍才给钱,也有感情上的因素,因为两人从小一起长大,特别是到南宁买房子的时候是临时决定去看,销售员说第二天就要涨价,他又没带钱,所以韦伟就先帮垫。介绍给韦伟的业务,只有2006年有一单,之后就没有了。在他没到自治区民政厅工作前,韦伟在南宁,他不可能关照得到,“主要是因为关系太好,没想太多,没有把握好”。
        河池市中院审理认为,对冼定同收受韦伟钱款部分,系韦伟为获得相关项目招标代理权而给付。而冼定同在贺州市及自治区民政厅均担任领导职务,具有相关建设项目的协调推进、督促落实甚至直接经手职权,包含对项目招标代理人的推荐等相关事宜,虽不具体经手或者无最终决定权,但凭其职权便利足以发挥有利于韦伟的作用,是韦伟输送利益的主要原因。
        部分款项未定为受贿
        河池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6~2012年,冼定同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陆续收受韦伟、曲东红、谭桂安、梁伟、孙啸、李戟等人给予的好处费共计166.3万元。
        但法院审理后最终认定,冼定同先后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款项合计123.3万元。这部分差额与曲东红有关,他是贺州姑婆山九铺香酒厂的负责人,后转战房地产行业。其销售的麒麟樽功能酒,在冼定同的同意采购下成为政府接待指定用酒后,酒厂得以快速发展。
        法院审理认为,曲东红因冼定同代表贺州市政府进行采购而给付的11.5万元,属冼定同在经济往来中收受好处费归个人所有,应以受贿论处。但2010年中秋节之后给付的42万元,系曲东红因不服土地拍卖、土地证办理等行政行为提起复议而给付。当时,冼定同已调到自治区民政厅工作,曲东红请托事项与其职务无关,其所在职位也不足以制约、影响相关部门或人员,曲东红获退的滞纳金系因为自治区国土厅的行政复议决定,贺州市国土局作为国土厅的下级部门,对该复议决定的异议不足以推翻复议决定的合法有效性。无证据证实曲东红获得了不正当利益或者冼定同为其谋取了不正当利益,故冼定同收受该部分款属违规违纪,不构成受贿。
        帮司机卖酒收好处费
        此外,2010~2012年,冼定同利用担任自治区民政厅办公室主任的职务便利,接受司机梁某的请托,使梁某代理的白酒得以进入广西福彩宾馆销售,收受好处费8万元;2009~2010年,冼定同为某彩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宁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信息系统招标、系统安全维修维护等方面给予照顾,收受好处费人民币8.6万元。
        另查明,2013年5月,冼定同因涉嫌违法违纪被“双规”,其间不但如实交代已被办案机关掌握的收受谭桂安钱款问题,还主动交代尚未被掌握的收受其他人的钱款问题,并由亲友代其退出赃款人民币41.4万元。
        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冼定同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先后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款项合计123.3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已构成受贿罪。根据冼定同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危害程度,河池中院作出一审判决:冼定同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万元;退出的赃款41.4万元予以没收,余款81.9万元继续追缴,上缴国库。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河市刑二初字第4号
公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冼定同,在职研究生,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副巡视员(副厅级)。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于2013年6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看守所。
辩护人陆廷海,广西国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人民检察院以河检刑诉(2014)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冼定同犯受贿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河池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薛军、代检察员唐岚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冼定同及其辩护人陆廷海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河池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6年起至2012年间,被告人冼定同利用其先后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最低生活保障处处长、办公室主任、副巡视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陆续收受韦某甲、曲某、谭某、梁某、孙某、李某甲等人给予的好处费共计166.3万元。
对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当庭举出银行存款及支付凭证、商品房买卖合同、工程招标代理合同、政府采购项目委托协议、刑事判决书、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关于调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用途问题的批复、限期缴清土地价款的通知及复函、交纳资金凭证、土地登记审批表及土地使用权证、行政复议决定书、退库申请表及收入退还书、情况说明、技术服务总包合作协议及补充协定、会议纪要、广西福彩中心转账记账凭证、机房系统采购及安装合同、办公及专用设备采购合同、财政支付凭证、户籍及身份证明、干部任免文件、暂扣押款专用票据、证人韦某甲、谭某、曲某、梁某、孙某、李某甲、秦某、莫某、钟某、李某乙、陆某、韦某乙、赵某、黄某的证言、被告人冼定同的供述及辩解等证据加以证实。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冼定同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66.3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冼定同辩称,公诉机关指控的款项有部分是正常人情往来。具体如其只是给韦某甲提供信息,没有权利决定招标代理权归属,并未利用职务之便,且韦某甲公司所获收益很少,不可能送其如此多的钱款,韦某甲所给款项更多是因为与其私人关系亲善而给予的资助,并非其有业务给韦某甲而获得好处费;其向曲某所购政府招待用酒均以成本价计算,交易中曲某并无盈利,不可能向其输送利益,曲某给款主要是感谢其在经营上提出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建议,而曲某所获的退回土地滞纳金是合法的;其与谭某平级且关系特别好,没有权利决定谭某的升迁,在贺州市时谭某负责政府下属城投公司,其所获费用系去北京帮谭某联系业务所用开支,到民政厅后有10万是资助,其他是正常的奖金;梁某款部分是合伙经营的分成,孙某款部分是帮助购买奇石的款项,其亦无法影响福彩中心于孙某的业务合作。
其辩护人辩称:1、冼定同收受韦某甲的60.2万元不应属于受贿款,冼定同只是把工程需要招标代理的信息和谭某介绍给韦某甲,韦某甲代表的中招国际具备甲级资质完全符合入围条件,贺州市城投公司把报名的三家公司均呈报审批,不存在特殊照顾,最终决定是根据指挥长会议精神由贺州市推进城镇化建设总指挥部决定,冼定同既无参与权更无决定权,谈不上利用职务便,为韦某甲谋取的亦非不正当利益,不构成斡旋受贿,并无证据证明冼定同影响了指挥部的成员;生效判决认定韦某甲为单位行贿60.2万元,而贺州市建设路招标代理费仅仅10466.12元,韦某甲却先后5次存款26.5万元,其所在单位从何处拨款给韦某甲、如何讨论无证据证实,韦某甲亦一直供认所送款项系自己所有,且韦某甲代垫购房款时距离建设路招标结束已两年,单位仍然行贿显然不成立,相反冼定同关于款项系韦某甲援助炒股、购房的解释则较为合理;而韦某甲后来获得的民政厅低保信息系统、立体停车场、综合办公楼的招标代理资格,也均由该厅党组成员集体票决方式决定,冼定同无权参与,亦无证据证明冼定同如何利用职务便利为韦某甲取得招标代理资格提供帮助,提供信息不需要职务便利;因此,冼定同没有审批权,也没有施加职务影响为韦某甲谋利,仅提供了公开的信息,不应构成犯罪,即便认定为犯罪,亦应根据“存疑则作有利被告人解释”原则,以韦某甲所获代理费总额为基础,扣除必要成本后能提取给冼定同的不超过3万元,其余的57.2万元不应计入受贿数额。2、对曲某所给款项,均不应认定为受贿,冼定同在贺州期间节假日所收礼金远超其经手采购的酒款,无证据证明曲某与冼定同之间约定回扣是多少,所获钱款应该是过节礼金及出于对冼定同为企业发展提出好建议的感激;协调办理土地证事项并非冼定同职权,其所工作的民政厅与贺州市国土局并无从属关系,且时任国土局局长坚决否认冼定同打过招呼,既无“斡旋”何来受贿,曲某申请复议系依法进行,国土厅必须受理,冼定同只是介绍曲某与国土厅相关工作人员认识,与之并无职权或从属关系,无证据证实国土厅的受理受冼定同指示,至今自治区国土厅的复议决定仍有效,故曲某获退滞纳金不属于不当利益;冼定同到民政厅工作后,对曲某没有任何许诺,也没有利用职务便利为曲某谋利,曲某所送钱款不属于行贿款,法无明文规定,不应认定为犯罪。3、谭某所给款项不应视为受贿款,2007年到2008年间两人去北京均为公事,冼定同收款是用于协调关系,且谭某并无具体的请托事项,冼定同亦无任何承诺;指控冼定同因帮忙调动收取好处费35万元不成立,没有证据证明哪个民政厅领导确认冼定同帮谭某打了招呼,且谭某与该厅领导本身就很熟,无需洗帮打招呼,两人只是一起联系调动事宜,冼定同无权决定谭某调动;故冼定同并不具备相应职权,谭某也无具体请托事项谋利,冼定同收受谭某钱款的行为不符合受贿罪构成。4、对梁某一起,系分给冼定同的卖酒利润而非受贿款,冼定同违反党纪但不是犯罪,且其中5万元购买的石头均已经被冼定同用于公务送礼,应予扣除。5、孙某给予款项之时,尚未与福彩中心签约,冼定同亦不分管,无职务便利可为孙某谋利,孙某亦未提及冼有任何许诺,谭某也完全没有提到冼定同为孙某获得业务进行了“斡旋”,且孙某承认送给谭某多达30万元,如果冼定同可为其谋利,不会仅送给冼5万元,既然已行贿谭某,就无需冼定同“斡旋”,故冼定同解释说5万元是帮孙某买石头更合理可信,孙某也承认冼定同曾送过石头,因此该款项不属于行贿受贿。6、冼定同符合自首条件,侦破说明称冼定同归案前已掌握其收受谭某钱款问题,却并未提供相应证据,故关于收受谭某钱款的问题应属立案前冼定同主动交代,属于自首,冼定同属初犯,当庭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并无严重权钱交易导致国家重大损失的情况,社会危害性小,建议在三年以下量刑,且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
一、2005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冼定同利用其先后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自治区民政厅最低生活保障处处长、办公室主任、副巡视员等职务的便利,为广西区建设工程机电设备招标中心副总经理韦某甲(另案处理)获得贺州市建设路改造工程、自治区民政厅低保信息系统、智能停车场、民政厅新建办公大楼等项目的招投标代理资格提供帮助,先后多次收受韦某甲送给的好处费共计60.2万元。具体如下:
2006年10月,韦某甲为了感谢冼定同(时任贺州市政府秘书长)帮其获得了贺州市建设路改造工程项目的招标代理资格,先后分五次将4.5万元、8万元、8.8万元、1.2万元、4万元共计26.5万存入冼定同的中国银行账号;
2007年至2008年,冼定同购买南宁市翡翠园龙盘庭1单元1-603号房产一套、地下车位一个,在办理购房手续时,韦某甲为感谢冼定同在“两路一街”招标代理项目上提供的帮助,共出资了23.7万元人民币给冼定同购买住房和车位;
2010年5月,冼定同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最低生活保障处处长期间,帮助韦某甲所在的广西区建设工程机电设备招标中心获得自治区民政厅低保信息系统的招标代理资格。当年12月,冼定同在南宁市翡翠园龙盘庭停车场收受韦某甲的感谢费人民币3万元;
2012年,冼定同(时任自治区民政厅办公室主任)帮助韦某甲所在的广西区建设工程机电设备招标中心获得智能停车场、民政厅新建办公大楼的招标代理资格。同年12月,冼定同在南宁市翡翠园龙盘庭停车场收受韦某甲的感谢费人民币7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书证
商品房买卖合同、银行支付凭证(POS签购单)及付款声明,证实冼定同以其妻子、儿子名义于2007年7月7日签约购买南宁市民族大道168号翡翠园龙盘庭1单元1-603号商品房、2008年3月10日签约购买地下二层A032号车位,其中地下车位合同签约代理人为赵洁,POS签购单及付款声明显示603号商品房购房定金5万元签名付款人为赵健,A032号车位款85229.50元签名付款人为赵洁,经韦某甲确认,购买车位合同、付款声明中的“赵健、赵洁”均系其本人代签,款项系其支付。
银行存款凭条(480750601880805711户),显示冼定同户头于2006年10月31日存入4.5万元,存款人签名为韦某甲,2007年2月26日存入8.8万元,存款人签名为冼定同,2月27日存入8万元,存款人签名为韦某甲,3月28日存入1.2万元,存款人签名为冼定同,7月5日存入4万元,存款人签名为冼定同,经韦某甲确认,均系其存入并代签。
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合同,显示中招国际招标公司于2005年7月20日与贺州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代理贺州市建设路改造工程的招标事宜,韦某甲为该公司的项目联系人之一。
2005年6月28日城投公司向贺州市推进城镇化建设总指挥部的确定招标代理机构的请示,显示代理费为工程中标价的2‰,指挥部签署同意意见;2005年6月24日招标代理询价会议纪要及签到表,显示边朝晖、韦某甲作为中招公司代表出席询价会议,会议及请示均根据2005年6月24日上午市政府召开的三个工程指挥部指挥长工作会议精神进行。
招标公告、评标报告、中标公告及通知书,证实受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委托,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机电设备招标中心于2010年8月2日进行网络设备、电脑及摄影器材采购项目的招标工作,受该厅最低生活保障处委托,于2012年8月24日进行机关立体停车设备及安装项目的招标工作,于2012年12月5日进行广西广西福利彩票备份中心地名档案馆及公共信息服务综合用房工程施工项目的招标工作。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机电设备招标中心招标项目管理工作任务书,证实2010年7月25日,该中心职员韦某甲承揽民政厅网络设备、电脑及摄影器材采购招标代理项目。
委托协议书,证实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委托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机电设备招标中心进行民政厅机关立体停车设备采购与安装项目、广西福利彩票备份中心地名档案馆及公共信息服务综合用房项目的招标工作。
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察厅驻民政厅纪检监察室出具的说明,证实低保系统网络设备、电脑及摄像器材系委托广西建设工程机电设备招标中心代理。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最低生活保障处关于确定招标代理机构的请示,证实该处呈报厅领导为低保信息系统设备采购选择招标代理机构,冼定同批示“呈江副厅长、黄组长示”,黄远山批示建议党组会议票决,陈利丹厅长及江建伟副厅长同意;民政厅党组会议纪要,证实2010年2月21日,厅党组决定由计财处牵头,会同低保处启动低保信息系统设备招标采购工作,2010年5月10日,厅党组成员票决评出广西建设工程机电设备招标中心为代理机构。
户籍证明及干部任免文件,证实冼定同的出生时间及工作简历、职务任免、工作分工等情况。
广西建设工程机电设备招标中心出具的韦某甲简历,证实韦某甲自2000年4月起被该中心聘用,2005年1月任中心招标二部项目科科长,2008年3月任该部副部长,2009年2月任部长,2012年3月任中心董事、副总经理。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博白县人民法院(2014)博刑初字第41号刑事判决书,证实韦某甲因向冼定同行贿60.2万元,被认定犯单位行贿罪并免予刑事处罚。
2、证人证言
韦某甲证实,其与冼定同是初中同学,关系很好,2005年上半年某天,其要冼定同帮忙获得建设路改造工程的招标代理业务,并承诺事成后会给一些好处费,冼定同说会跟城投公司的老总谭某打招呼,因其公司没有甲级资质,就以上级单位中招国际招标公司名义争取,后来谭某上报贺州市推进城镇化建设总指挥部并获得同意,为感谢冼定同,且希望继续得到帮助,其自2006年10月起至2007年7月,先后5次通过银行汇款送给冼定同26.5万元,存款条上签的“冼定同”实际上是其代签的,2007年6月,冼定同邀其去南宁翡翠园看房,两人分别看中一个楼中楼户型,每套大约要80万,冼定同说没那么多钱,其许诺可以帮出一部分,两人分别定下一套后,其帮忙支付了5万元的订金,7月初,冼定同夫妇来南宁其家中,准备次日去交购房余款,当晚其私下将用黑塑料袋装好10万元交给冼定同,2008年初,其听说翡翠园车位开始销售,就打电话给冼定同,冼说拿不出钱来,其叫冼别操心钱,就付了8.7万帮冼买了一个地下车位。2010年上半年,冼定同担任民政厅低保处处长,其提出帮忙承接低保信息系统的招标业务,冼同意,5月份左右,经冼审批,低保处将机电招标中心列入待选机构上报并获得确认,其为感谢,于12月在翡翠园小区停车场给了冼3万元。2011年下半年和2012年上半年,冼定同又帮忙争取到福彩备份中心地名档案馆及公共信息服务综合用房项目的招标业务、机关立体停车设备采购与安装业务,为感谢其12月份在翡翠园小区送给冼7万元,这样其前后共送了60.2万元给冼定同,都是为了感谢承揽招标代理业务时冼定同的帮忙和支持,而这些钱都是其承揽代理业务赚的,支付购房款也是为了以后得到继续关照获得更多项目,付款凭证上的“赵健”、“赵洁”实际上都是其代签。
谭某证实,韦某甲和冼定同是同学,作招标代理的,2005年下半年,城投公司筹备“两路一街”项目招标事宜,当时包括韦某甲在内的三家公司报名,冼定同打招呼叫其关照韦某甲,城投公司将三家公司上报市政府后,韦某甲的公司被选定。2007年6月间,冼定同叫其同去南宁看房,韦某甲说认识销售并开车带去翡翠园,三人都看中了楼中楼户型,但只剩下两套,记得冼定同当时说没有那么多钱,韦某甲说帮忙搞定不用冼操心,后来冼就买下了一套,两人如何付款其就不清楚了。
3、被告人的供述及辩解
冼定同供认,2006年至2013年,其先后担任贺州市政府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自治区民政厅低保处处长、办公室主任、副巡视员,为广西建设工程机电设备招标中心的韦某甲获得贺州市建设路改造工程、民政厅低保信息系统等项目的招标代理业务提供帮助,故韦某甲出于感谢先后多次送给其共计60.2万元人民币。建设路改造项目进行时韦某甲是业务员,说希望其帮承揽工程代理权,可以按行规给好处费,其主要是和当时的城投公司老总谭某打招呼,当时按规定仅有三家招标代理公司符合条件,韦某甲所代表的公司是其中最大的一家,城投公司将三家上报市政府,最终指定给韦某甲。在自治区民政厅则是因为其所在处室具体经办相关项目,其提了建议,最终由厅党组会议决定由韦某甲代理。韦某甲给的钱应该有26万多,是2006至2007年分五次通过银行打进其账户,其中两笔是以韦某甲名字汇入,三笔是以其名字汇入。另外韦某甲还帮其付购房款约23万,其中10万是购房时给的现金,但应该是之前委托韦某甲卖房子所得款项。其与韦某甲不单纯是因为有业务介绍才给钱,也有感情上的因素,因为两人从小一起长大,特别是买房子的时候是临时决定去看的,说是第二天就要涨价,其没带钱,所以韦某甲就说先帮垫,而介绍给韦某甲的业务是在06年的一单,之后就没有了,况且韦某甲在南宁,其也不可能关照得到,主要是因为关系太好,其没想太多,没有把握好。
二、2006年至2012年期间,冼定同利用其先后担任贺州市政府秘书长及自治区民政厅办公室主任、副巡视员的职务便利,先后为广西贺州姑婆山九铺香酒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曲某经营、销售其生产的麒麟酒和返还土地滞纳金等事项提供帮助,先后多次收受曲某送给的好处费共计人民币53.5万元。具体如下:
2006年春节及当年中秋节前,冼定同在曲某销售麒麟尊功能酒门面分别收受曲某给予的10000元和5000元,曲某表示希望冼定同今后继续关照;
2007年春节及当年中秋节前,冼定同在麒麟尊功能酒门面分别收受曲某给予的10000元和5000元;
2008年春节及中秋节前,冼定同在麒麟尊功能酒门面收受曲某给予的10000元和5000元;
2009年9月,冼定同在广西福彩宾馆收受曲某给予的10000元;
2009年11月,冼定同在贺州出差期间收受曲某给予的10000元;
2009年年底、2010年上半年,曲某从其银行账户分2次共转了50000元给冼定同
2010年中秋节前的一天,冼定同在南宁圣展饭店收受曲某给予的人民币50000元;
2010年下半年的一天,冼定同在贺州市羊角山地块项目指挥部办公室,收受曲某给予的20000元:
2011年6、7月的一天,曲某为感谢冼定同帮忙协调办理土地出让证事项,在其项目办公室内给予冼定同300000元;
2012年上半年,冼定同在桂林收受曲某给予的20000元;
2012年12月,冼定同在贺州市麒麟尊功能酒门面收受曲某给予的30000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书证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证实2008年5月26日,曲某作为广西贺州姑婆山九铺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与贺州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合同,受让贺州市八步中山路46号宗地使用权,出让金为2563142元,应自合同签订之日10日内一次付清,如滞纳则每日按延迟支付款项的1‰向出让人缴纳滞纳金,延期付款超过6个月的,出让人有权解除合同。
贺州市人民政府贺政函(2008)74号批复文件,证实2008年5月16日,市政府批复国土资源局,同意将中山路46号宗地调整为商服、住宅用地,应补缴出让金总额2563142元。
贺州市国土资源局《限期缴清土地价款的通知》及复函,证实国土资源局于2010年1月20日行文,限九铺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接通知后15日内缴清本应在2008年6月6日前缴清的土地价款2563142元,并按每日1‰额度缴纳滞纳金;2010年10月28日,贺州市国土资源局复函答复九铺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明确该公司欠缴滞纳金数额为1612405元。
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收入专用收据、非税收入专用收据及税收通用完税证、土地登记审批表及土地使用权证,证实广西麒麟尊文化旅游开发公司(原广西贺州姑婆山九铺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于2010年3月2日缴清土地出让金2563142元,2010年12月7日缴清土地出让滞纳金1612405元,2010年12月9日缴清契税、印花税后,于2010年12月31日通过审批获得中山路46号宗地的土地权证。
桂国土资源复决(201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实2011年6月1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认定,贺州市国土资源局与广西贺州姑婆山九铺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土地出让合同不是当场完成,贺州市国土资源局签署合同后既未交回对方也未告知合同生效时间,便发函要求对方按合同落款日期计算滞纳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撤销贺州市国土局原决定并责令其返回已收取的滞纳金1612405元。
退库申请表、收入退还书及银行凭证,证实2011年9月15日,贺州市国土资源局已将所收滞纳金全额退还广西麒麟尊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贺州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情况说明,称2008年5月26日与广西贺州姑婆山九铺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后,该局工作人员已多次电话通知该公司缴纳出让金,并于2010年1月20日向该公司下达限期缴纳通知,2010年2月20日至12月7日,该公司陆续缴清出让金及滞纳金,并提出办证申请,于2011年1月4日获发放土地使用证书。
曲某的身份证复印件、机构代码证及企业变更情况查询记录,证实曲某的出生时间等身份情况,证实广西贺州姑婆山九铺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系曲某,该公司于2009年12月16日更名为广西麒麟尊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证人证言
曲某证实,2001年其到贺州市成立姑婆山九铺香酒厂,主要销售麒麟樽功能酒,2005年开始与代表市政府来买酒的冼定同成为朋友,便请求其今后在政府对外招待、大型活动时采购公司的酒,冼答应关照,此后因为贺州市政府的采购使功能酒成为当地有名的土特产,知名度和销量大增,为表示感谢,其自2006年开始送一些感谢费给冼。2006年春节前,其在贺州市国际大酒店对面销售功能酒的门面用信封装了1万元现金给冼定同,当年中秋前又在该处给了一个装有5千元现金的信封,2007年及2008年的春节、中秋前,都按照2006年的金额在门面给了冼定同共计3万元现金,2009年春节前某晚,得知冼定同将调到区民政厅,其在门面又给了1万元。2009年9月,冼定同已调到民政厅工作,其到南宁约冼定同在广西福彩宾馆吃饭,又给冼一个装有1万元现金的信封,表示感谢冼在贺州工作期间的关照,当年11月,冼定同出差回贺州,其给了1万现金,说感谢冼多年来的关照希望今后继续,当年年底,其电话与冼聊天,冼称单位搞集资房手头紧,其考虑冼在贺州为酒厂做强、做大提供了很多帮助,也考虑今后可能还需要冼的关照,就主动要了冼的工行账号并让司机张自才分两次转了5万元过去。2010年,贺州国土局拍卖其羊角山地块的相邻土地,其作为利害关系人未获告知,就要求国土局不得发放土地证,当年中秋前,其在南宁圣展酒店送给冼定同5万元现金,希望冼能在维权事宜方面关照,不久冼叫其上南宁和国土厅的人一起吃饭,席间请国土厅的人关照,后来国土厅就派人到贺州调查,到下半年冼来贺州出差,其便在羊角山地块的项目指挥部送给冼2万元现金。此后因为其羊角山地块的土地证一直没办下来,觉得冼常年担任领导人脉广应该能帮上忙,就请冼帮协调,冼亲自并通过国土厅领导多次向贺州市国土局局长韦某乙打招呼,所以2010年底时国土局发放了土地证,为此2011年6或7月份某天,其趁冼定同出差贺州的机会,在羊角山项目办公室给了冼定同30万元现金表示感谢。2012年上半年,冼定同出差桂林,其在一家饭店给了冼定同2万元现金,当年12月冼定同回贺州到其卖酒门面喝茶,其又给了3万元现金。
秦某证实,与曲某公司签订的土地出让合同系其经办,2008年5月22日其打印好合同并开具收费通知后,连同没有签字的合同交给该公司代表莫某,合同的签订时间没有打印,不久莫某就把签有曲某及公司印章的合同拿回来,其将合同交给当时的局长签字并盖章,然后打电话叫莫某快点缴费,出让合同一式三份,按当时的做法是国土局盖章后要缴纳完土地出让金之后才会把合同交给受让方,签好后会电话通知合同生效时间并要求缴费。此后其不断打电话催促莫某来缴费。
莫某证实,2008年3月17日,九铺香公司委托其到贺州市国土局办理土地用途变更事宜,当时秦某把一份已经打好内容但出让方、受让方都未签字的合同及一张缴费通知单、契税通知单交给其,让其带回公司签字盖章并缴费,曲某看完合同后在法人代表栏签字并让办公室盖章,再由其交回给秦某,不久秦某打电话通知公司缴费,其告知曲某,后来其还接了不下5次的电话通知,曲某肯定知道合同的生效时间,因为看合同时其将缴费通知单也交给曲某了,再说接缴费电话后也跟曲某说了。
钟某证实,2011年1月,自治区国土厅法规处在贺州开了一个调查会,主要针对曲某不服收取滞纳金提起行政复议一事,曲某称签完合同后交回国土局,但国土局何时签字、合同何时生效不清楚,故要求其从签订合同之日起缴纳滞纳金不合理。此后法规处说国土局签完合同后何时送达不清楚,其要秦某说明后拟了材料报送。
李某乙证实,其系贺州市国土局的法律顾问,当时国土厅有两个人来贺州召开现场答辩会,曲某称秦某拿合同去的时候出让人没有签字,不知道生效时间,其答辩称合同已经双方签字生效,曲某也已经缴纳滞纳金说明已认可合同。
陆某证实,其系贺州国土局财务科科长,签订合同的时候同时开具了一份一式三联的土地出让金缴纳通知单,有一联是给受让方的,曲某没有照单缴纳,2008年、2009年科室都是电话通知追缴,2010年还下达了书面缴款通知,但没有注明滞纳金的具体金额,因为需要确定受让方缴纳日期才可以计算出数额,后来受让人发函要求明确金额,科里就以受让人缴清出让金的时间作为截止日计算滞纳金。之后因为国土厅下达了一份行政复议决定,局里请示有关部门后就退还了滞纳金。
韦某乙证实,2009年起其任贺州市国土局局长,曲某办理土地证一事,没有人向其打过招呼,国土厅的行政复议决定所依据的理由局里认为不合理,但因为法律顾问提不出处理意见,国土厅又是上级部门,只能上报市政府处理。
3、被告人的供述及辩解
冼定同供认,因曲某的麒麟尊功能酒是比较有特色的特产,政府搞一些大型活动时往往采用,2006至2009年其负责联系采购故与曲某熟识,但均按成本价采购,由于政府的采用对酒的品牌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因此每逢中秋、春节其到曲某门面喝茶时,曲某都会给一些钱,中秋时给5000元,春节时给10000元。2009年其调任自治区民政厅之后,曲某到南宁办事仍继续给其一两万现金。2009年曲某转入地产业,说作为利害关系人相邻地块的拍卖未获告知权益受侵,其觉得曲某的要求合理,就联系了在自治区国土厅的老乡协调该厅相关处室向贺州国土局督促过问,为此当年中秋曲某上南宁给了其50000元现金;当年下半年曲某说有人故意阻挠导致羊角山地块手续齐全却办不下证,其打听之后觉得曲某的申请合法,曲某又说收滞纳金不合理,就趁贺州国土局局长韦某乙来南宁出差的机会请韦吃饭,托韦关照,年底证办下来了,后其到曲某公司聊天时,曲某为感谢给了30万现金。如此因为酒的销售和土地办证等事宜,曲某为表示感谢先后多次给其送钱,最后一次是2012年底其回贺州参加市庆时在曲某公司得了3万元,还有两次是以曲某司机张自才名义转账。
三、2007年至2012年间,冼定同先后担任贺州市政府秘书长、办公室主任、自治区民政厅最低生活保障处处长、办公室主任、副巡视员,同期谭某(另案处理)先后担任贺州市城投公司董事长、自治区民政厅下属单位广西福彩中心主任等职务,两人共事期间,冼定同在工作中给予谭某很大帮助,而2008年谭某调动至广西福彩中心工作亦拜托冼定同协调、帮助,为表示感谢及获得关照,谭某先后分十次送给冼定同好处费共计人民币35万元。具体如下:
2007年3月,为感谢冼定同在平日工作中的关照,在一同出差到北京办事期间,谭某用信封装了2万元现金送给冼定同
2008年3月,冼定同在北京世纪金源酒店收受谭某给予的2万元;
2008年12月,冼定同在北京世纪金源酒店收受谭某用信封送的2万元;
2008年8月,谭某得知冼定同准备调到自治区民政厅工作,便表达了希望调到南宁工作的愿望,表示会给冼定同一定的活经费,请冼定同帮忙,冼定同答应,此后不久其在贺州市政府大院宿舍楼下给予冼定同现金10万元;
2009年初,冼定同与谭某同时调到自治区民政厅工作,为取得关照搞好关系,当年3月份两人出差到北京时,谭某在南京饭店给予冼定同现金3万元;
2010年3月,冼定同在南京饭店收受谭某给予的5万元;
2010年10月,冼定同在南京饭店收受谭某给予的3万元;
2011年3月,冼定同在北京所住的房间里收受谭某给予的3万元;
2011年10月,冼定同在其办公室收受谭某给予的2万元;
2012年12月的一天下午,冼定同在其办公室收受谭某给予的3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证言
谭某证实,2007年至2008年,其担任贺州市城投公司董事长,因公司各项相关业务都要经过冼定同,冼提供很大帮助,故其先后送给冼定同16万元。具体是:2007年3、4月份某天,其与冼定同一起到北京出差,晚上吃完饭其到冼房间聊天,希望冼今后多多关照,临走时塞给冼一个装有2万元现金的信封;2008年上半年,出差北京时两人在世纪金源酒店,其到冼定同房间对冼说出差在外需要用钱,给了冼一个装有2万元现金的信封;当年8、9月份,得知冼定同准备调到自治区民政厅,其和冼一起散步时表达了想调到南宁工作的想法,表示会给冼定同一定的活动费,让冼帮忙,冼定同答应了,不久其事先用袋子装好10万元现金,在搞完接待工作送冼回贺州政府大院宿舍时,从车尾箱拿出袋子交给冼定同;2008年年底,两人又出差北京入住世纪金源酒店,其用信封装了3万元给冼。2009年初,其与冼调到民政厅工作,冼先后任低保处处长、办公室主任、副巡视员并分管福彩中心,其任福彩中心主任,为搞好关系,其先后送给冼定同19万元。具体是:在2009年3、4月,两人出差北京,在南京饭店冼定同房间其给了冼3万元,2010同期也是在该饭店房间其给了冼5万元,当年下半年又在该饭店给了3万元,2011年3、4月在该饭店房间给了3万元;2011年10月冼开始分管福彩中心,其到冼办公室汇报工作后给了2万元,2012年12月去冼的办公室聊天时给了3万元。如此其前后一共给了冼定同35万,除了感谢外还希望与冼保持良好关系以获得继续关照。
2、被告人的供述及辩解
冼定同供认,其与谭某长期一起工作,是好朋友关系,谭某任城投公司总经理时,城投公司相关资金争取、项目审批、沟通领导等日常工作都需要其出面协调办理,督促推进,2008年谭某想调到自治区民政厅,其又帮忙向有关领导推荐,两人调到民政厅之后,谭某在福彩中心的工作也需要办公室帮忙督促协调,两人还经常一起到北京出差。谭某为感谢其支持和帮助,先后送给其35万元。其中2006、2007、2008年去北京办事时,谭某都在世纪金源宾馆给其装有2万元现金的信封(共三次计6万元),2008年9月,为调动的事其与谭某一起去找了有关领导,回来后大概一个月谭某到贺州政府大院其宿舍楼下在车上给了其10万元钱,调到民政厅之后,每次两人去北京办事,谭某都会给个两三万,最多一次给了6万,在其办公室也收过一些,总共收了谭某35万。
四、2010年至2012年间,冼定同利用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办公室主任的职务便利,接受其司机梁某的请托,向广西福彩宾馆总经理赵某打招呼,使梁某代理的白酒得以进入该宾馆销售。为表示感谢,梁某分三次送给冼定同好处费共计8万元,具体如下:
2010年12月,冼定同在其车上收受梁某给予的1.5万元;
2011年7、8月,冼定同在贺州市收受梁某5万元用于支付购买黄蜡石款;
2012年9月,冼定同在其车上收受梁某给予的1.5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证言
梁某证实,2010年时,其通过朋友获得了茅台酒的低价进货赊销渠道,就找冼定同帮忙,冼跟赵某打招呼后,其找赵某洽商,赵某答应后其告诉冼定同,并约定每瓶酒的销售价差一半作为好处费。之后2010年9月至2012年间,其通过福彩宾馆大概卖了1100多瓶酒,获利17万左右,为感谢冼的关照,其分三次分给冼定同销售利润的一半共计8万元。第一次是2010年12月某天,在车上将装了15000元的信封给冼定同,并说是卖茅台酒赚的钱,第二次是在2011年7、8月,其陪冼去贺州买黄蜡石,冼选中总价5万元的石头,其说之前卖酒的钱没给,就帮冼付了款,第三次是2012年9月,其送冼回家,在车上给了冼15000元并说明是卖酒的钱。冼定同没有参与具体销售事宜,只是因为担任福彩宾馆的上级领导而出面打招呼,故其才得以在福彩宾馆销售,所以其为表示感谢才给冼好处费。
赵某证实,福彩宾馆是民政厅下属单位,也是厅办公室定点消费单位,2010年底,冼定同说梁某有一批茅台酒价钱便宜口感又好,叫宾馆帮忙销售,并说以后搞接待会安排用这些酒,为此冼一共打了三次招呼,后其答应代销。冼打完招呼后梁某就找其对接,说冼主任让来找,其说冼主任已经交代过了,让梁拿两件酒来试销,后来酒的销量逐年增多。
广西福彩宾馆入库、记账、付款凭证、销售发票,证实梁某提供酒品在该宾馆的销售、结算情况。
2、被告人的供述及辩解
冼定同供认,其到民政厅任职时,司机梁某叫其帮忙推销茅台酒,说赚到钱会给其一点,其便跟赵某打招呼,后来酒在宾馆很受欢迎,梁某为了表示感谢,先后共送给其8万元。其中有一次是在贺州买黄蜡石时梁某帮付了5万元,另外给了两次现金,每次1.5万元,其只负责打招呼,具体操作没有过问。
五、2010年间,冼定同接受环球鑫彩(北京)彩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某请托,承诺将在该公司负责为广西福彩中心提供系统安全维护、投注终端设备维修维护等服务方面给予照顾。2011年3月,冼定同在北京汉华国际酒店房间内收受孙某送给的好处费人民币5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书证
技术服务总包合作协议及补充协定,证实2011年6月27日,广西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与环球鑫彩(北京)彩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自2011年7月1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环球鑫彩公司向福彩中心提供技术服务。
转账、记账凭证,证实广西福彩中心依照协议约定向环球鑫彩公司支付服务费用的情况。
2、证人证言
孙某证实,2010年间,因冼定同常来北京出差,其在接待过程中相识,后来公司与广西福彩中心有了业务往来,其与冼在业务交往中逐渐熟悉,到2011年上半年,公司与广西福彩中心签订和合作协议,其与冼就业务合作事宜经常沟通。期间在2011年3月,冼来北京出差入住汉华国际酒店,其到冼的房间聊天时,将事先准备好的一个装有5万元现金的白色大信封送给冼,说是一点小意思,以后工作中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冼多支持,冼就收下了。之所以送钱,因为2010年时冼是办公室主任,2011年后冼分管福彩中心,其希望搞好关系以便关照,业务开展得顺利一些,而平时两人关系也不错,其喜欢石头,冼还曾经送过一些黄蜡石给其。
3、被告人的供述及辩解
冼定同供认,其任民政厅办公室主任时,和谭某出差北京并结识孙某,此后孙某寻求与广西福彩中心的合作,可能认为相关议题、呈文等需要办公室协调相关处室给出意见,然后安排上报党组会,加上其与谭某关系好比较方便协调,就在北京的汉华国际酒店给了其5万元,实际其当时并不协管这一块工作。而孙某是深圳玉石协会的副秘书长,很喜欢其送的黄蜡石,让其帮多买一些,所以每次上北京其都会帮带一点,也可能孙某不清楚黄蜡石价格觉得物超所值才给钱,如单纯因为业务关系,就不会在其分管之前给钱,分管之后却不给。
六、2009年底,冼定同(时任最低生活保障处处长)接受南宁市北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甲的请托,向负责民政厅低保信息系统招标工作的韦某甲打招呼,将信息系统中的中心机房项目交李某甲承建;2011年,冼定同(时任民政厅办公室主任)接受李某甲请托,将民政厅视频监控系统项目交给李某甲承建。为表示感谢,李某甲分两次通过民政厅司机黄某送给冼定同好处费共计3.6万元。
2010年7月,李某甲通过黄某在南宁市翡翠园楼下送给冼定同3万元;
2011年6月,李某甲通过黄某在的南宁市翡翠园楼下送给冼定同6000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书证
机房系统采购及安装合同书,证实2010年8月18日,李某甲代表南宁市北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民政厅签订机房系统采购及安装合同,合同金额为1086008.2元。
办公及专用设备政府采购合同,证实2011年7月18日,民政厅与南宁市北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金额187000元。
财政支付凭证,证实民政厅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南宁市北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价款的情况。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电脑咨询单,证实李某甲系南宁市北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2、证人证言
李某甲证实,2010年上半年,民政厅司机黄某说厅里要建造一个100万左右的信息中心机房,项目由冼定同负责,并说和冼关系好出面帮忙的话一定能拿下,还说冼喜欢收集石头,于是其花1500元买了一块树化石叫黄某帮忙送给冼,不久其以南宁市北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名义去招标果然中标。2010年中秋,其在冼定同办公室送了5张面额1000元购物卡,2011年春节前后,黄某说要3万元作为打点费,过几天其在福彩宾馆对面如数将钱交给黄某。又过了几天,其在金钻国际酒店停车场送了5张面额1000元的购物卡给冼定同。2011年时,黄某所民政厅大院要上视频监控系统,其即让黄帮协调,如愿拿到该项目,因此在当年六一儿童节时,在冼定同居住的翡翠园楼下给了6000元给黄某转交冼定同。送钱给黄某、冼定同是感谢两人在承建信息中心机房和监控项目中的帮忙。
黄某证实,2010年上半年,其将民政厅要建造信息中心机房的消息告诉老乡李某甲,并说和负责该项目的冼定同关系很好,应该可以帮拿下项目,还说冼喜欢石头。大概在3、4月份,李某甲买了一块树化石让其转交,其便将石头送到冼定同家中并说明是李某甲送的,还介绍两人认识。在2011年春节前后,其打电话给李某甲,说拿到项目应该感谢冼定同,要给一些钱,过几天李某甲打电话说已准备好3万元约其在福彩宾馆对面见面,其拿到钱之后当天就到冼定同家转交,并说是李某甲给的。2011年,其告诉李某甲厅里要上视频监控项目,李某甲又托其找冼定同帮忙,其告诉冼定同后冼答应帮忙,后来李某甲如愿拿到项目。当年六一儿童节时,李某甲给了6千元让其转交,其拿到钱就去冼定同家里交给冼,并说明是李某甲给的,冼没说什么就收下了。
3、被告人的供述及辩解
冼定同供认,其民政厅搞信息中心机房装修项目时,李某甲通过黄某希望承建,因为项目招投标是韦某甲代理,其就跟韦某甲打招呼,最后李某甲公司中标。此后厅里做视频监控系统时李某甲又找其帮忙,其见与李某甲的项目有技术关联,就交待具体承办人交给李某甲来承建,为表示感谢李某甲分两次送了其共3.6万元,都是黄某开车到其居住的翡翠园楼下给的,一次是2010年底给3万元,一次是2011年5月或6月给6千元。
另查明,2013年5月,冼定同因涉嫌违法违纪被“双规”,期间不但如实交代已被办案机关掌握的收受谭某钱款问题,还主动交代尚未被掌握的收受韦某甲、曲某、孙某、梁某、李某甲等人的钱款问题,并由亲友代其退出赃款人民币41.4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暂扣押款专用票据,证实李志光代冼定同退出赃款共计人民币41.4万元。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出具的侦破经过,证实2013年5月27日,自治区纪委对冼定同涉嫌失职渎职、受贿违法违纪问题立案并执行“两规”,期间冼定同如实交代已被掌握的收受谭某钱款问题,主动交代尚未被掌握的收受韦某甲、曲某、孙某、梁某、李某甲等人的钱款问题,2013年6月21日自治区纪委将案件线索移交该局,该局于2013年6月24日立案,并于当月27日拘留冼定同
以上证据,均经当庭质证,来源合法,符合相关法律规范要求,本院予以确认并采用作为分析、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冼定同在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政府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最低生活保障处处长、办公室主任、副巡视员等职务期间,收受他人各类钱款共计165.3万元等事实,均有给予相应款项的证人、经手人的证言、部分银行汇款单据等证据证实,另有相关联的合同、协议、资金凭证、批复及会议纪要等证据佐证,冼定同亦供认不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冼定同收受韦某甲钱款部分,系韦某甲为获得相关项目招标代理权而给付,而冼定同在贺州市及自治区民政厅均担任领导职务,具有相关建设项目的协调推进、督促落实甚至直接经手职权,包含对项目招标代理人的推荐等相关事宜,虽不具体经手或者无最终决定权,但凭其职权便利足以发挥有利于韦某甲的作用,韦某甲输送利益的主要原因,是基于冼定同具有的职位、职权可以提供便利,二者之间形成以权换利的约定及事实,冼定同答应帮忙或者未予拒绝,则视为已许诺或暗示将利用自身职务便利为韦某甲谋利,无论其许诺是真是假,为韦某甲所谋利益是否正当,是否存在谋取利益的实际行为与结果,韦某甲所获利益是否大于付出,钱款给付是在许诺之前还是之后、间隔时间长短如何,只要收受财物便构成受贿既遂,二人之间是长期的合作关系,韦某甲是为了可以期待的利益,冼定同是一种默示的许诺,故冼定同非法收受韦某甲给予的60.2万元钱款,许诺或暗示将提供职务便利为其谋利,是受贿行为,其及辩护人关于该部分款项不应属于受贿款的理由不能成立。
冼定同收受曲某钱款部分,曲某因冼定同代表贺州市政府进行采购而给付的11.5万元,属冼定同在经济往来中收受好处费归个人所有,应以受贿论处,但2010年中秋节之后给付的42万元,系曲某因不服土地拍卖维权、土地证办理等行政行为提起复议而给付,当时冼定同已调到自治区民政厅工作,曲某请托事项与其职务无关,其所在职位也不足以制约、影响相关部门或人员,曲某获退的滞纳金系因为自治区国土厅的行政复议决定,贺州市国土局作为国土厅的下级部门,对该复议决定的异议不足以推翻复议决定的合法有效性,冼定同只是居间介绍,曲某获利是因为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无证据证实曲某获得了不正当利益或者冼定同为其谋取了不正当利益,故冼定同收受该部分款属违规违纪,不构成受贿,其及辩护人关于收受曲某款项不应认定为受贿的理由部分成立。
冼定同收受谭某钱款部分,其中的25万元系谭某为日常工作中获得冼定同的关照而给付,冼定同因其更高的职位及相应职权,对谭某所在单位、部门或存在制约关系,或者存在领导、管理关系,足以提供职务便利使谭某获益,而辩护人所称在北京获款均用于公务,既无谭某证实,冼定同本人亦不能说明所收款项究竟如何用于具体公务开支,且其之前供认与谭某所述相吻合,故该25万元应认定为受贿款,辩护人对该部分款项性质的异议不能成立;其中的10万元系为请托调动一事,冼定同显然利用了与相关部门领导曾经的上下级关系,构成利用本人职务形成的便利为他人谋利,不应认定为斡旋性质,冼定同及辩护人关于收受谭某该部分款项不应认定为受贿的理由不能成立。
冼定同收受梁某款项部分,冼定同利用其职务之便帮助梁某,使梁某的酒得以在福彩宾馆销售获利,因此获得好处费,应认定为受贿,无证据证实冼定同有资金投入或者参与经营行为,冼定同及其辩护人关于收受梁某款项不应认定为受贿的理由不能成立;
冼定同收受孙某款项部分,孙某送钱主要是希望在此后谋求与福彩中心的合作中获得冼定同的关照,而冼定同所任职务无疑可以为孙某提供一定便利,其关于该款项系孙某付给的代购奇石款的理由,并未得到孙某的证实,辩护人关于该部分款项不属于行贿受贿款的理由不能成立。
冼定同收受李某甲款项部分,冼定同利用其职务之便为李某甲承揽工程项目提供便利,属于受贿行为。
综上所述,冼定同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先后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款项合计123.3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已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冼定同因收受谭某钱款一事被纪检部门立案调查,并无主动投案的行为,辩护人关于冼定同构成自首的理由不能成立,但其归案后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较重罪行,依法可从轻处罚,但其在多个职位收受贿赂,时间跨度长且大部分赃款未主动退出,从轻处罚时应一并考虑。根据冼定同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二款、第四十七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冼定同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之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6月27日起至2025年6月26日止。)
二、被告人冼定同退出的赃款41.4万元予以没收,余款81.9万元继续追缴,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
审判长  韦汉克
审判员  李治宏
审判员  甘耐芬

二〇一五年六月九日
书记员  黄薇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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