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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律案例

前贺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毛绍烈受贿1138万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

发布人:中国法律策划网     发布时间:2018-11-11
编者语:近十年,贺州官场地震不断,贺州市委书记、副书记、副市长及各局领导不断有人落马,所不同的是有些是调任后被查,有些是在任出事,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贺州这个在广西不算发达的地级市官员频繁出事?很多人都希望有人给出答案。2017年开始,由青年法学家、中国法律策划中心主任覃鹏芳先生带队,成立专门课题组,对全国各地官员的犯罪轧迹、犯罪心理、犯罪环境、犯罪经过和犯罪手法进行研究,找出他们犯罪的特点与共性,以便为以后反腐倡廉工作提供经验和指导(希望有关机构或个人给我们提供更多有效的资料和研究线索)。
       毛绍烈,曾任贺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2015年4月1日,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0万元。
       毛绍烈在 1996年至2012年期间,利用其担任原县级贺州市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钟山县县长、县委书记、贺州市副市长、贺州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之便利,在工程项目建设、项目规划审批、职务升迁等方面为他人谋利,收受37人的现金、银行卡等贿赂共计1013多万元人民币;收受一套位于深圳宝安区商品房贿赂市值127万元。此外,毛绍烈在担任钟山县县委书记、贺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期间,超越职权,违法决定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和减免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923万多元。

查处贺州市政协原副主席毛绍烈腐败案纪实 

 

  引 子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2012年3月22日,贺州市政协原副主席毛绍烈涉嫌滥用职权、受贿,被自治区纪委立案调查并采取组织措施。

  2012 年5 月21 日,毛绍烈被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012年7月13日,经自治区党委批准,自治区纪委给予毛绍烈开除党籍处分。

  2012年9月7日,贺州市政协给予毛绍烈开除公职处分……

  贪官总会败露和落马,只是败露和落马的时间和方式有所不同。这些年,贪官的败露和落马,大体出于以下几种模式。第一种是群众举报“曝”出来,这是常态性的。人民群众明察秋毫,贪官的劣迹逃不出他们雪亮的眼睛。第二种是拔出萝卜带出泥“带”出来。贪官是腐败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其中的一个环节出事了,贪官就像被碰倒的多米诺骨牌,哗啦拉一个接一个倒下去。第三种是刑事案件“牵”出来,如公安机关打击黑恶势力时“打”出来。还有一种是小偷“偷”出了大贪官。如此等等,奇事不绝。

  那么,贪官毛绍烈的腐败行为是如何败露的,又是如何落马的。

  一、捕捉“猫腻”

  2010 年7 月中旬的一天,在自治区公安厅环江县办案点,自治区纪委第三纪检监察室(以下简称三室)调查组的办案人员看到以下这几行写得歪歪扭扭的字时,心头不觉一震。

  “大约2005 年钟山县中心广场、步行街城建项目开工运行,原县委书记毛绍烈引进一湖南人(姓名不详)进行开发建设。在毛绍烈的操作下,该项目壹仟多万元的城市配套费,全部予以免除,采取先交后退的运作方式。”

  这是自治区公安厅在钟山县打黑战役中涉案人员李某某交代材料中的一页纸,就这几行字,而且语焉不详,线索极不具体。

  但这几行字,使调查组触摸到了一个大案要案的蛛丝马迹……

  几天前,调查组一行5 人受命赶到环江县城的自治区公安厅打黑调查组办案点,“侦查”钟山县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相关案情。

  2010 年前的几年,钟山县黑恶势力猖獗,天怒人怨。自治区公安厅快速部署,一举扫荡了钟山县以“李氏三兄弟”李如雄、钟山县国税局局长李如胜、钟山县物资公司总经理李如平为首的钟山县黑恶势力。

  黑恶势力的猖獗,一般都有背景,有“保护伞”。钟山县以“李氏三兄弟”为首的钟山县黑恶势力猖獗的几年,正是毛绍烈、谭玉和先后在钟山县任县长、县委书记的时期。2001 年,毛绍烈任钟山县委副书记、钟山县县长时,谭玉和任钟山县委副书记。2002 年9 月,毛绍烈任钟山县委书记后,谭玉和任钟山县县长。2006 年7 月,毛绍烈任贺州市政府第一副秘书长后,谭玉和接任钟山县委书记。毛绍烈、谭玉和在钟山县任职期间,黑恶势力如此猖獗,他们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根据公安机关要求协查涉黑背后的腐败问题和提供的案件线索,自治区纪委对从来没有收到过反映钟山县谭玉和、毛绍烈等人违纪违法行为的群众举报,涉黑犯罪人员所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须经核查了解才能下结论。为保密、稳妥起见,自治区纪委决定由三室成立调查组,先调阅公安调查组相关案卷,视情况再做下一步决断。2010 年7 月6 日,自治区纪委三室调查组,以协助自治区公安厅调查组查处钟山县“李氏三兄弟”涉黑恶团伙的名义,悄悄赶赴环江县调阅公安机关的打黑案卷,对钟山县有关领导干部的违纪问题进行调查。

钟山县“李氏三兄弟”涉黑团伙采取暴力手段垄断钟山县一级土地出让市场近十年,非法敛财达上亿元资产的情况,调查组分析判断认为,钟山县土地出让市场如此混乱,涉黑团伙如没有跟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勾结作案,是不可能如此猖狂的,其中可能存在失职渎职等腐败问题。于是,调查组决定对钟山县土地出让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一方面请示自治区纪委领导,协调自治区国土厅派出精干专业人员组成工作组介入前期调查工作,审查涉黑案件涉及的60 余宗国有土地出让情况;另一方面,兵分多路赶赴河池的环江、南丹、天峨、罗城以及贺州的昭平等地,提审已被关押的“李氏三兄弟”(李如雄、钟山县国税局原局长李如胜、钟山县物资公司原总经理李如平)等涉黑团伙头目,以及因犯受贿罪被检察机关查处的钟山县国土局原局长贺永林,从他们的口中深挖案件线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调查组花费近三个月时间,行程几万公里,与涉黑团伙成员斗智斗勇。经过几番艰苦卓绝的谈话,最终从“李氏三兄弟”以及贺永林的口中挖出了谭玉和、毛绍烈两人涉嫌违纪违法的线索。一是谭玉和与贺州市某地产开发公司的董事长贺文(化名),在出让钟山县滨江花园项目国有土地过程中官商勾结,减免相关项目配套费用。二是“李氏三兄弟”之一的李某某在每年春节、中秋节送给谭玉和、毛绍烈、时任钟山县常务副县长邱时暖等人数额不菲的“红包”。三是谭玉和、毛绍烈分别收受了贺永林的巨额贿赂。四就是调查组看到的李某某所写的那几行字,这是调查组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涉黑团伙头目李某某口中挖出的极富“金矿”价值的线索。调查组正是紧紧抓住这一蛛丝马迹,最终深挖出毛绍烈这个巨贪。被深挖出的还有其他人员违纪违法的问题。至此,毛绍烈、谭玉和、邱时暖等人的违纪问题进入调查人员的视线。

  一张大网被秘密撒开,调查组一边抓紧调阅和分析材料,一边耐心等待“鱼儿”进入网中。果不出所料,2010 年10 月18 日,先前潜逃出国的贺文因项目贷款事宜需要回国处理,企图从深圳罗湖口岸入境后再潜回贺州,结果一入境即被控制。四天后,贺文在环江看守所向调查组交代了为取得某花园、加油站等项目土地送给谭玉和及县国土局局长罗海生等部门领导巨额贿赂,为得到工程项目上的关照而送钱给原县委书记毛绍烈、县建设局局长董从意等违法犯罪问题。至此,谭玉和、毛绍烈等人的腐败问题浮出水面。

  自治区纪委调查组综合分析案情后,决定从外围入手,先查处罗海生、韦某某、何某等人,调查清楚项目土地出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按照预定的方案,调查组迅速控制罗海生等3 人。

  在调查组办案人员凌厉的谈话攻势下,罗海生招架不住,很快就败下阵来,交代了任县国土局局长期间收受他人贿赂80 余万元,以及为当上县国土局局长而送钱给谭玉和、在春节期间送“红包”、礼金给毛绍烈等问题,并说出了上述两个项目土地出让的内幕。

  由此,调查组充分掌握了谭玉和涉嫌受贿、失职渎职等违纪违法的证据。2010 年11 月,自治区纪委领导研究决定,先启动对钟山县委书记谭玉和、邱时暖等人的调查工作,同时对毛绍烈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紧盯不放。

  2010 年11 月22 日,谭玉和因涉嫌受贿被自治区纪委立案调查并采取“两规”措施。2010 年12 月8 日,谭玉和案移送司法机关。2012 年2 月16 日,钟山县委原书记谭玉和受贿案在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南宁铁路运输检察分院以受贿罪对谭玉和提起公诉,指控其在任职期间收受29 笔贿赂,受贿人民币480.3 万元、美元1.8 万元、港币10 万元、价值6 万元人民币的2 间铺面。等待谭玉和的将是党纪国法的严惩!作者随记:谭玉和案的纪实报道,作者曾以《魔影下的黑客》为题,在2012年《党风廉政教材》第2辑至第6辑连载。)

  2012 年3 月10 日,从钟山县常务副县长提拔到贺州市政协任文体学习委员会主任的邱时暖被自治区纪委采取“两规”措施。邱时暖向调查组交代了收受他人贿赂320 余万元、送给县委书记毛绍烈十多万元等违纪违法问题。同月28 日,邱时暖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拿下谭玉和、邱时暖等人后,调查组得出了关于毛绍烈涉嫌违纪违法行为的一串数字:

  谭玉和,从2003 年至2008 年,每年的春节、中秋节之前,以汇报工作的名义,给毛绍烈送钱。6 年间共送给毛绍烈18 万元。

邱时暖,从2001 年至2006 年,每年的春节、中秋节之前,在给毛绍烈送水果、月饼的同时,送上几千元或二三万元。6年间共送给毛绍烈15.3 万元。

  李如胜,从2002 年至2007 年,每年春节都给毛绍烈送钱。

6 年间共送给毛绍烈14 万元。贺文、陆某,分别送给毛绍烈6 万元和8 万元。这组数字加起来,毛绍烈共收受贿赂61.8 万元。毛绍烈和谭玉和、邱时暖同是一丘之貉,他的败露合适。

  三室的同志决心办好这个案件。这不仅仅是对他们的考验,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严肃查处毛绍烈的腐败行为,中止他对人民利益的侵害,中止他的腐败行为对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侵蚀。

  三室认真研究制定了详细的调查方案,把调查行动的每一个步骤都想细想全,方案极具操作性,各项工作尽量考虑周全细致,细化每一个步骤,确保案件查办顺利进行。

  二、秘密初核 

  毛绍烈也不容易。1976 年8 月参加工作,1980 年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32 岁就当上了副处级干部,历任贺县县委副书记,县级贺州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钟山县县长、县委书记,贺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副市长,2011 年换届后担任贺州市市政协副主席。

  对这次换届,毛绍烈有点失落感,但他又庆幸,他觉得“安全着陆”了。人到这个份上,求的就是“安全着陆”。但是,他没有想到,他在钟山县的后任谭玉和腐败问题中暴露了,先被自治区纪委“两规”,后来被移送司法机关,走法律程序了。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还心存一丝侥幸。

  不祥的预感,是因为毛绍烈知道自己身上的罪恶,侥幸的是他为人低调,善于伪装,自以为没人能发现。但他绝对想不到的是,自治区纪委按照既定的策略,悄然组织对毛绍烈问题的初核。

  初核很重要,没有初核,是不能光凭举报立案的。有了初核,才能看清案件的性质和大小,才能下决心是否立案。由于初核还在一种秘密状态下,工作极为艰苦。

  调查组出发了。办案是要用证据说话的。他们要去寻找毛绍烈受贿的数字。这关系到上不上案的问题,更关系到能不能彻底查清毛绍烈违纪违法的问题。

  初核工作进行得非常艰难。调查组先后到南宁、贺州等地,对毛绍烈的财产进行了全面调查,结果发现毛绍烈及其家庭的银行存款只有几十万元,房产方面在贺州只有市委大院里的一套单位宿舍房,在桂林有一套按揭贷款买的普通商品房,价值不高。

  根据前期外围调查掌握的毛绍烈的财产情况,调查组研究分析后认为,这些财产并不能说明毛绍烈确实存在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毛绍烈作为一个厅级干部,夫妻双方都是国家工作人员,工作那么多年,家庭财产有几十万元存款和一套按揭贷款购买的商品房,他本人是可以说得清楚来源的。但从谭玉和、邱时暖等人的交代情况看,毛绍烈绝对不是一个清正廉洁的领导干部,他任县委书记期间,连他的工作搭档——钟山县县长谭玉和送的钱都敢收,这说明毛绍烈这个人是比较贪婪的,其他的干部或老板送的钱更不在话下。如果毛绍烈的财产只有这些数字,那是很不正常的,这不正常的背后必然大有玄机。

  调查组经过分析研究,决定加大外围调查渠道和范围,努力查清毛绍烈的财产去向。

  调查组花了近半年的时间,从几千份的银行材料中发现了一笔可疑的来往账目:2008 年5 月26 日,有人以“何明仁”之名存入毛绍烈妻子胡某某银行账户190499.98 元。

  这笔钱数额不小,且精确到分,是何人所为?为什么要这样存钱?调查组通过深入调查发现,这个“何明仁”竟然没有户籍登记信息。难道“何明仁”是一个假的名字,毛绍烈利用假身份证办理银行存款?调查人员凭借丰富的办案经验,在第一时间闪出这样的疑问。

  还有更大的疑问:调查组通过调查发现,毛绍烈妻子的几位亲戚在银行有多张定期银行存单,金额有好几十万元,而毛绍烈的这几位亲戚大都是普通百姓,有的是在农村务农,怎么会有这么大笔钱定期存着不用?这会不会是毛绍烈通过他的亲戚转移赃款?

  越往下调查,疑团越多。2008年4 月24 日,一个叫“何某”的人存入4 万元到毛绍烈妻子胡某某的账户。2010 年调查组在查办谭玉和案时,就已发现此人是毛绍烈在2001 年当县长时,从湖南江华县引进开发钟山县新世纪广场步行街项目的个体老板。时隔7 年,何某突然间冒进出来给毛妻汇钱,这说明两者关系非同一般,两人一直保持联系,而且有经济上的往来。调查组推测:何某应该是毛绍烈的重要关系人,必须把何某作为一个重要的调查方向,查清毛绍烈与何某之间的关系和经济往来情况。(作者随记:事后查明,这些判断完全正确。调查组下去初核那么长的时间,也调查了那么多人,毛却一无所知,这不能不说外围调查是何等到的周密,也说明反腐败力量的意志统一。别看毛绍烈在官场上前呼后拥,说一不二,毛绍烈的腐败不得人心,失道寡助。)

  调查组通过一番努力,又掌握了毛绍烈生活作风、在外地购房等一些重要的违纪证据和信息。

  2012 年2 月22 日,自治区纪委三室根据初核情况,给自治区纪委领导呈上了《关于贺州市政协副主席毛绍烈涉嫌受贿严重违纪问题的初核报告》(以下简称《初核报告》)。这份《初核报告》列举了毛绍烈涉嫌收受钟山县原县委书记谭玉和、钟山县原常务副县长邱时暖、钟山县国土局原局长贺永林和贺州市八步区国税局原局长李某某等7 人共76.1 万元等问题。

  三室的《初核报告》,给自治区纪委领导下定了启动对毛绍烈涉嫌受贿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的决心。考虑到春节过后不久即召开自治区和全国的“两会”,而此案重大复杂,彻查毛绍烈的问题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经自治区党委批准,选择在“两会”后启动,时间上比较合适。

  三室的同志决心办好这个案件。这不仅仅是对他们的考验,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严肃查处毛绍烈的腐败行为,中止他对人民利益的侵害,中止他的腐败行为对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侵蚀。

  三室认真研究制定了详细的调查方案,把调查行动的每一个步骤都想细想全,方案极具操作性,各项工作尽量考虑周全细致,细化每一个步骤,确保案件查办顺利进行。  

  三、利剑出鞘 

  2012 年3 月22 日,上午9 时。

  太阳灿烂地升到灵峰山的山顶上,春风带着些许寒意吹动山边的绿树。贺江从贺州市区穿城而过,春风过处泛着涟漪……

  如同大自然的春天,贺州市充满了发展的生机活力。

  有点煞风景的是,一片枯萎的败叶, 在三月的春风中飘落。

  那是谁?穿一件浅黄色的西服,一条灰色的长裤,那双旧皮鞋灰暗无光。

  “毛副市长!”有人向那个人打了个招呼。(作者随记:虽然毛绍烈已在2011年11月的换届中换到了贺州市政协当副主席,但谙熟官场语言的人还是习惯尊称毛绍烈为“毛副市长”。)

  “嗯!”毛绍烈心事重重地随便应了一声,便钻进了一楼的电梯。

  毛绍烈是在市政协办公室里接到市政府办公室通知的,请他立即到市政府的七楼会议室开会的。可是当他步入会议室的大门时,看见的是自治区纪委的办案人员。

  自治区纪委的办案人员很有礼貌地迎上前,问:“你就是市政协副主席毛绍烈?”“什么事?”毛绍烈一副惯常的盛气凌人派头。

  办案人员作了自我介绍。毛绍烈一听,心里暗暗吃惊,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他一年多来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来临了!他虽然表面强装镇定,但身体却不听大脑使唤,手脚有些微微颤抖,往日那副领导干部的派头全没了,像被霜打的茄子,顿时蔫了。

  办案人员义正词严地对毛绍烈说,经自治区党委同意,今天自治区纪委对你的严重违纪问题启动调查。按照规定,你必须到规定的地点,在规定的时间内讲清楚自己的问题。你要正确认识,配合组织对你的调查。在这之前,组织已经给你主动交代问题的机会,等待你的主动,但是你错失了良机。你要把握这次机会,争取好的结果。

  办案人员这些不怒而威的话,如利剑一般直刺毛绍烈的心窝,给了毛绍烈一个下马威。他的脸色变得苍白,身上瑟瑟发抖。

  几分钟后,毛绍烈被调查组人员搀扶进了七楼的电梯。在市政府办公楼七楼值班的保安看见毛绍烈被人挟着进电梯后,感到很奇怪,赶紧打电话给政府办的一位秘书,说:“毛副市长是怎么搞的?一大早就喝醉了,让人扶着走。”

  那位保安不知道,毛副市长不是喝醉了,而是出事了,是被自治区纪委找去谈话了…… 

  四、围而不破 

  一切都在调查组的严密掌控之中。

  从贺州到南宁,500 多公里的路程。毛绍烈还算老实,坐在车上沉着脸不言不语。但他的内心在翻腾,脑海中在闪现过去的那些人那些事,想着如何对付调查组,也想着他的家人。

  “能不能不让小孩知道这件事?小孩在桂林读初中,就要中考了。”吃午餐时,毛绍烈怯怯地对办案人员说。“这事好办。”办案人员反应很快,但话说得进退均有余地。毛绍烈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暗自思忖着办案人员的话,盘算着如何对付纪委的调查问话,怎样才能蒙混过关。

  办案人员也在琢磨着毛绍烈的心思……

  车窗外的景物飞快地闪过……

  五个多小时之后,载着毛绍烈的车开进了自治区纪委办案点。

  办案犹如行军打仗,讲究的是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既要做到知己知彼、精确打击,又要兵贵神速、速战速决。调查组领导先是召集全体办案人员汇报白天控人行动的情况,然后留下原先确定的四名负责谈话突破的办案人员,详细研究分析毛绍烈的心态,确定谈话方法和策略。谈话突破案件是查处腐败案件过程中斗争最激烈的阶段,案件的成败在此一举。为在最短时间内突破毛绍烈,调查组领导决定,第一次谈话时先由熟悉案情、有着丰富谈话突破经验的两名办案人员上阵。好钢用在刀刃上,好刀用在关键时刻。调查组领导希望他们第一次谈话就能从气势上震慑住毛绍烈,为全面突破案件创造一个良好的开局。

  晚上9 时30 分,第一次谈话开始了!

  要想让一个人认错是非常困难的,要想让一个人主动、如实地交代自己的违法犯罪问题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对毛绍烈的谈话突破,必将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一场办案人员与腐败分子之间意志、心智、勇气的较量!

  谈话人员进入谈话间后,毛绍烈还像平时当领导那样,斜坐在靠背椅上,冷眼看了一下来者,既不起立,也不跟谈话人员打招呼,消极对立情绪极大。谈话人员坐好后,人还没有开口,便以威严的眼光直射毛绍烈的眼睛。毛绍烈立即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力量直透心窝,眼光刚触碰到主谈人员犀利的目光马上移开,不敢与谈话人员的眼睛对视。谈话人员先是自我介绍,然后义正辞严地对毛绍烈说,这次把你请到南宁来谈话,是经过自治区党委、自治区纪委领导批准同意的,希望你珍重这个机会,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

  毛绍烈低着头,认真地听着。此时,他已没有了往时当县委书记、当副市长的那种威风八面、前呼后拥的派头。在办案人员面前,他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威严,在党纪国法面前,他感到了一种难逃的恐惧。

  接下来,谈话人员对毛绍烈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思想教育工作,严肃指出毛绍烈的所作所为严重触犯了党纪国法,同时给他讲政策、讲纪律、讲出路。毛绍烈听着谈话人员的话,如坐针毡,感到后背阵阵发冷,想极力狡辩,但被制止,只好硬着头皮听谈话人员训话。

  和别的贪官一样,一旦被纪委实行“两规”,自知罪责难逃,一般都不相信社会上流行的“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说法,为了减轻党纪国法对自己的惩罚,大都采取与纪委配合的态度。毛绍烈知道自己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经过一番剧烈的思想斗争,权衡利害关系之后,一声长叹,表示愿意与调查组配合,讲清楚自己的问题。

  于是,毛绍烈开始交代自己的问题。这时那时,这个那个,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收了他人70 多万元。谈话人员正在静静地听着,毛绍烈却打住不往下说了。

  “就这些?”谈话人员问。

  “就这些,没有了。”毛绍烈闪烁其词。

  谈话人员听到毛绍烈这话,相互对了一下眼色,心里早已有默契:毛绍烈所说的,都是些逢年过节时下属单位或干部送给他的所谓“红包”、礼金的事,对自己利用职权收受个体老板贿赂的事只字未提。毛绍烈是在避重就轻!是在试探调查组到底有没有掌握他的违纪违法证据,企图以此来应付谈话人员,蒙混过关。针对毛绍烈的态度和表现,谈话人员未立刻予以揭穿。“好吧,今晚我们就谈到这里,你把刚才说的问题写成书面交代材料。”谈话人员不动声色地对毛绍烈说。

  初战告捷!第二天(3 月23 日)上午,调查组总结第一次谈话的成果,研究下一步谈话策略。

下午,谈话人员按照既定的策略、方法,继续做毛绍烈的思想工作。毛绍烈迫于强大的压力,又陆陆续续交代了收受他人钱款100 多万元的问题,交代完这部分问题后,毛绍烈神情放松许多。  “就这100 多万元了。我全部交代完了,可以回贺州了吧?”当毛绍烈向谈话人员交代完这100 多万元的问题后,他突然冒出这句话,话说得很轻松,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什么?”两个谈话人员几乎同时蹦出这个问号,完全没想到毛绍烈把自己的问题看得如此轻松。看来毛绍烈的态度不但没有转化过来,而且抱着极强的侥幸心理,表面是配合组织调查,骨子里是在试探调查组到底掌握他多少犯罪证据,以此与谈话人员周旋,对抗调查。

  毛绍烈不是牙膏,用力挤一下就出一点;他也不是水龙头,一打开就水流哗哗。他毕竟是在官场上混过多年的人物,当过县委书记、副市长,多多少少见过世面,不会轻易束手就擒。毛绍烈一边交代问题,一边试探调查组的口气,调查组给一点压力,他就交代一点。一次交代一点,如果他不感受到调查组这边的压力,他就想蒙混过关了。

  调查组领导看着毛绍烈的交代材料,觉得必须再给毛绍烈施加法纪和政策压力,断掉其蒙混过关的念头,促使其彻底交代问题。同时,针对毛绍烈涉嫌的违纪违法问题较多,决定分步骤、分专题来谈话突破。

  晚上又继续谈。

  谈话人员对毛绍烈进行新一轮攻势更强的谈话,一针见血地对毛绍烈说:“毛绍烈,你这是装糊涂,是想蒙骗我们!你远没有如实、全面、彻底地交代自己的问题,拿这100 多万元的违纪问题糊弄我们,想蒙混过关啊?你对你的所作所为一直存在过于自信的侥幸心理,这会害死你的!”

  听到这话,毛绍烈感到谈话人员已完全摸透他的心理,不敢再抬头看谈话人员的眼睛,耷拉着脑袋不语。一阵沉默之后,毛绍烈对谈话人员说:“我考虑考虑再讲。”

  当晚,在办案人员凌厉的谈话攻势下,毛绍烈又陆续交代了利用职权帮助陈某某等一些个体老板承揽工程、房地产项目开发而收受200 余万元问题,交代的违纪违法金额已超过300 万元。谈话取得了重大突破。

  毛绍烈交代300 多万元问题后,调查组分析认为,毛绍烈任钟山县县长、钟山县县委书记、贺州市副市长时间长达十年,依其贪婪的个性,这么多年来他收受的钱款应该远不止这个数,而且他交代完这些问题后,精神还没有彻底崩溃,前期调查掌握的问题他也没有交代,毛绍烈还有重大隐瞒!必须加大谈话力度,尽快做通其思想工作,促使其丢掉幻想、放弃抵抗,彻底交代问题。

  第四次和毛绍烈谈话时,谈话人员先肯定了他交代问题的态度。毛绍烈听了这些话后,暗自得意,认为这一关就可以这样扛过去了,绷紧的神经开始有些放松。谈话人员看着毛绍烈一副放松的神态,突然发问:“何明仁,是怎么回事?”

  一听到“何明仁”这三个字,毛绍烈如同被针刺一般跳起来,脸色刷的一下子变白,头上开始冒出冷汗。这一“冷枪”,击中了毛绍烈的要害部位,打得他乱了阵脚,这是他认为最安全、隐藏最深的事。此时,他感到浑身发冷,感到口渴,不停地要求喝水,拿水杯的手在微微颤抖。

  “何明仁”是毛绍烈在钟山县任职时托人搞的一个假身份证,专门用来办理银行存款,接收和转移赃款的。他暗暗想,这个假身份证,调查组都查到了,看来调查组对他的问题已悉数掌握,无法瞒下去了。由此,毛绍烈的心理防线被彻底击破,他深感大势已去,只好老老实实地按照谈话人员的要求,认真地回忆这些年来收受了哪些人员的钱物,为别人办了什么事,然后向谈话人员坦白交代,再写出个人供述材料交给调查组。这天晚上,他一口气就交代了收受200 多万元的问题,总数超过了500 万元。毛绍烈在谈话人员的开导下,主动交代了部分赃款的去向,他收受一个老板送给的一张存有100万元的银行卡,在2011 年春节期间已被转移到他的老家藏匿起来。

  谈话人员继续对毛绍烈进行教育疏导工作,督促其走主动坦白交代问题,争取得到从轻从宽处理的道路。

  在毛绍烈交代违纪违法问题的时候,调查组领导也没有闲着。由于毛绍烈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的巨额贿赂,已经涉嫌违法犯罪,自治区纪委领导决定商请自治区检察院对毛绍烈犯罪问题进行立案并提前介入调查,纪委、检察院两家办案单位共同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外围调查核实毛绍烈违法犯罪问题,特别是要尽快将赃款赃物追回。2012年3 月26 日,也就是毛绍烈被“两规”后的第五天,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反渎局正式介入调查。一支从自治区纪委、检察院抽调的办案人员组成了联合调查组,连夜从南宁出发,直扑贺州、富川,对毛绍烈转移藏匿赃款赃物的地点进行搜查。

  谈话还在继续。第六天,毛绍烈交代的违纪违法金额到了800 万元。3 月29 日,也就是他被带到“两规”地点的第八天,他总共交代了收受他人钱物已超过1000 多万元的问题。

  当毛绍烈交代超过1000 万元违纪违法问题时,案件涉案金额已超出最初预期值。可是作为谈话人员,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前期调查掌握毛绍烈的一些违纪违法行为,他还没有提及,他还有多少问题没交代?是记不起来,还是在极力隐瞒或有意回避?如何才能让他彻底缴械投降,向组织交代清楚所有的问题?谈话人员心里在思考这些问题,考虑如何彻底击败毛绍烈的思想防线。

  毛绍烈这边呢,也在暗自打着小九九。虽然他在强大的思想压力下不得不交代了这1000 多万元的违纪违法问题,但他认为,有一些事情在事前就做了防范,作案手段隐蔽,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并且对方与他关系不一般,对他是绝对忠诚可靠的,组织上是不可能掌握的,能隐瞒的就隐瞒。

  毛绍烈的这种心思,早已被从事办案工作多年、有着丰富谈话经验的谈话人员摸得透彻,他们沉住气,一边严肃指出毛绍烈的错误想法,保持谈话的高压态势,一边继续耐心做毛的思想工作,引导其继续走坦白从宽的道路。同时,调查组根据谈话进展情况,决定调整策略,启动对毛绍烈的重要关系人何某的外围抓捕行动,通过突破何某印证毛绍烈的交代是否真实。又经过一番较量,毛绍烈终于明白,组织上对他的问题已经充分掌握,想隐瞒是不可能的了,只有配合组织调查,彻底交代问题,才有出路。此后,毛绍烈陆续交代了为谋取私利,引进湖南江华个体商人何某开发建设钟山县新世纪广场步行街项目,收受何某128 万元等问题。至4月上旬,毛绍烈不但交代收受个体老板、公职人员和下属单位送给的金额达到1700 多万元的问题,还交代了违规与他人合伙投资房地产项目、办企业、承包林果场等违纪违法问题。

  在攻克毛绍烈经济上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这个碉堡后,还有一个更坚硬的碉堡没有攻破,就是毛绍烈的生活作风问题。毛绍烈最担心、最害怕的,就是这个问题,也是他防守得最严密的碉堡。所有经济上的问题他都愿意交代,唯独这方面的事情他一直不愿意谈及,极力回避。

  越是回避越说明问题严重。调查组决定调整谈话策略和方法,对其采取一种“围而不打,引而不发”的态势。谈话人员在跟其谈话时,适当地点了一些关键人物和他的行踪去向,毛绍烈一听到谈话人员提到这些名字和他的这些自认为是最隐秘、最见不得人的秘密,紧张得直冒冷汗,几乎晕厥。他自知事情已败露,不得不交代了与多名女性发生和长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以及从2009 年以来多次乘飞机到外地嫖宿等问题。

  至此,毛绍烈案件取得全线突破,调查组的同志特别是负责谈话突破的同志,这个时候才得以松一口气,才体会到成功突破案件的喜悦。

   一切都在调查组的严密掌控之中。

  从贺州到南宁,500 多公里的路程。毛绍烈还算老实,坐在车上沉着脸不言不语。但他的内心在翻腾,脑海中在闪现过去的那些人那些事,想着如何对付调查组,也想着他的家人。

  “能不能不让小孩知道这件事?小孩在桂林读初中,就要中考了。”吃午餐时,毛绍烈怯怯地对办案人员说。“这事好办。”办案人员反应很快,但话说得进退均有余地。毛绍烈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暗自思忖着办案人员的话,盘算着如何对付纪委的调查问话,怎样才能蒙混过关。

  办案人员也在琢磨着毛绍烈的心思……

  车窗外的景物飞快地闪过……

  五个多小时之后,载着毛绍烈的车开进了自治区纪委办案点。

  办案犹如行军打仗,讲究的是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既要做到知己知彼、精确打击,又要兵贵神速、速战速决。调查组领导先是召集全体办案人员汇报白天控人行动的情况,然后留下原先确定的四名负责谈话突破的办案人员,详细研究分析毛绍烈的心态,确定谈话方法和策略。谈话突破案件是查处腐败案件过程中斗争最激烈的阶段,案件的成败在此一举。为在最短时间内突破毛绍烈,调查组领导决定,第一次谈话时先由熟悉案情、有着丰富谈话突破经验的两名办案人员上阵。好钢用在刀刃上,好刀用在关键时刻。调查组领导希望他们第一次谈话就能从气势上震慑住毛绍烈,为全面突破案件创造一个良好的开局。

  晚上9 时30 分,第一次谈话开始了!

  要想让一个人认错是非常困难的,要想让一个人主动、如实地交代自己的违法犯罪问题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对毛绍烈的谈话突破,必将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一场办案人员与腐败分子之间意志、心智、勇气的较量!

  谈话人员进入谈话间后,毛绍烈还像平时当领导那样,斜坐在靠背椅上,冷眼看了一下来者,既不起立,也不跟谈话人员打招呼,消极对立情绪极大。谈话人员坐好后,人还没有开口,便以威严的眼光直射毛绍烈的眼睛。毛绍烈立即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力量直透心窝,眼光刚触碰到主谈人员犀利的目光马上移开,不敢与谈话人员的眼睛对视。谈话人员先是自我介绍,然后义正辞严地对毛绍烈说,这次把你请到南宁来谈话,是经过自治区党委、自治区纪委领导批准同意的,希望你珍重这个机会,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

  毛绍烈低着头,认真地听着。此时,他已没有了往时当县委书记、当副市长的那种威风八面、前呼后拥的派头。在办案人员面前,他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威严,在党纪国法面前,他感到了一种难逃的恐惧。

接下来,谈话人员对毛绍烈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思想教育工作,严肃指出毛绍烈的所作所为严重触犯了党纪国法,同时给他讲政策、讲纪律、讲出路。毛绍烈听着谈话人员的话,如坐针毡,感到后背阵阵发冷,想极力狡辩,但被制止,只好硬着头皮听谈话人员训话。

  和别的贪官一样,一旦被纪委实行“两规”,自知罪责难逃,一般都不相信社会上流行的“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说法,为了减轻党纪国法对自己的惩罚,大都采取与纪委配合的态度。毛绍烈知道自己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经过一番剧烈的思想斗争,权衡利害关系之后,一声长叹,表示愿意与调查组配合,讲清楚自己的问题。

  于是,毛绍烈开始交代自己的问题。这时那时,这个那个,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收了他人70 多万元。谈话人员正在静静地听着,毛绍烈却打住不往下说了。

  “就这些?”谈话人员问。

  “就这些,没有了。”毛绍烈闪烁其词。

  谈话人员听到毛绍烈这话,相互对了一下眼色,心里早已有默契:毛绍烈所说的,都是些逢年过节时下属单位或干部送给他的所谓“红包”、礼金的事,对自己利用职权收受个体老板贿赂的事只字未提。毛绍烈是在避重就轻!是在试探调查组到底有没有掌握他的违纪违法证据,企图以此来应付谈话人员,蒙混过关。针对毛绍烈的态度和表现,谈话人员未立刻予以揭穿。“好吧,今晚我们就谈到这里,你把刚才说的问题写成书面交代材料。”谈话人员不动声色地对毛绍烈说。

初战告捷!第二天(3 月23 日)上午,调查组总结第一次谈话的成果,研究下一步谈话策略。

  下午,谈话人员按照既定的策略、方法,继续做毛绍烈的思想工作。毛绍烈迫于强大的压力,又陆陆续续交代了收受他人钱款100 多万元的问题,交代完这部分问题后,毛绍烈神情放松许多。  “就这100 多万元了。我全部交代完了,可以回贺州了吧?”当毛绍烈向谈话人员交代完这100 多万元的问题后,他突然冒出这句话,话说得很轻松,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什么?”两个谈话人员几乎同时蹦出这个问号,完全没想到毛绍烈把自己的问题看得如此轻松。看来毛绍烈的态度不但没有转化过来,而且抱着极强的侥幸心理,表面是配合组织调查,骨子里是在试探调查组到底掌握他多少犯罪证据,以此与谈话人员周旋,对抗调查。

  毛绍烈不是牙膏,用力挤一下就出一点;他也不是水龙头,一打开就水流哗哗。他毕竟是在官场上混过多年的人物,当过县委书记、副市长,多多少少见过世面,不会轻易束手就擒。毛绍烈一边交代问题,一边试探调查组的口气,调查组给一点压力,他就交代一点。一次交代一点,如果他不感受到调查组这边的压力,他就想蒙混过关了。

  调查组领导看着毛绍烈的交代材料,觉得必须再给毛绍烈施加法纪和政策压力,断掉其蒙混过关的念头,促使其彻底交代问题。同时,针对毛绍烈涉嫌的违纪违法问题较多,决定分步骤、分专题来谈话突破。

  晚上又继续谈。

  谈话人员对毛绍烈进行新一轮攻势更强的谈话,一针见血地对毛绍烈说:“毛绍烈,你这是装糊涂,是想蒙骗我们!你远没有如实、全面、彻底地交代自己的问题,拿这100 多万元的违纪问题糊弄我们,想蒙混过关啊?你对你的所作所为一直存在过于自信的侥幸心理,这会害死你的!”

  听到这话,毛绍烈感到谈话人员已完全摸透他的心理,不敢再抬头看谈话人员的眼睛,耷拉着脑袋不语。一阵沉默之后,毛绍烈对谈话人员说:“我考虑考虑再讲。”

  当晚,在办案人员凌厉的谈话攻势下,毛绍烈又陆续交代了利用职权帮助陈某某等一些个体老板承揽工程、房地产项目开发而收受200 余万元问题,交代的违纪违法金额已超过300 万元。谈话取得了重大突破。

  毛绍烈交代300 多万元问题后,调查组分析认为,毛绍烈任钟山县县长、钟山县县委书记、贺州市副市长时间长达十年,依其贪婪的个性,这么多年来他收受的钱款应该远不止这个数,而且他交代完这些问题后,精神还没有彻底崩溃,前期调查掌握的问题他也没有交代,毛绍烈还有重大隐瞒!必须加大谈话力度,尽快做通其思想工作,促使其丢掉幻想、放弃抵抗,彻底交代问题。

  第四次和毛绍烈谈话时,谈话人员先肯定了他交代问题的态度。毛绍烈听了这些话后,暗自得意,认为这一关就可以这样扛过去了,绷紧的神经开始有些放松。谈话人员看着毛绍烈一副放松的神态,突然发问:“何明仁,是怎么回事?”

  一听到“何明仁”这三个字,毛绍烈如同被针刺一般跳起来,脸色刷的一下子变白,头上开始冒出冷汗。这一“冷枪”,击中了毛绍烈的要害部位,打得他乱了阵脚,这是他认为最安全、隐藏最深的事。此时,他感到浑身发冷,感到口渴,不停地要求喝水,拿水杯的手在微微颤抖。

  “何明仁”是毛绍烈在钟山县任职时托人搞的一个假身份证,专门用来办理银行存款,接收和转移赃款的。他暗暗想,这个假身份证,调查组都查到了,看来调查组对他的问题已悉数掌握,无法瞒下去了。由此,毛绍烈的心理防线被彻底击破,他深感大势已去,只好老老实实地按照谈话人员的要求,认真地回忆这些年来收受了哪些人员的钱物,为别人办了什么事,然后向谈话人员坦白交代,再写出个人供述材料交给调查组。这天晚上,他一口气就交代了收受200 多万元的问题,总数超过了500 万元。毛绍烈在谈话人员的开导下,主动交代了部分赃款的去向,他收受一个老板送给的一张存有100万元的银行卡,在2011 年春节期间已被转移到他的老家藏匿起来。

  谈话人员继续对毛绍烈进行教育疏导工作,督促其走主动坦白交代问题,争取得到从轻从宽处理的道路。

  在毛绍烈交代违纪违法问题的时候,调查组领导也没有闲着。由于毛绍烈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的巨额贿赂,已经涉嫌违法犯罪,自治区纪委领导决定商请自治区检察院对毛绍烈犯罪问题进行立案并提前介入调查,纪委、检察院两家办案单位共同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外围调查核实毛绍烈违法犯罪问题,特别是要尽快将赃款赃物追回。2012年3 月26 日,也就是毛绍烈被“两规”后的第五天,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反渎局正式介入调查。一支从自治区纪委、检察院抽调的办案人员组成了联合调查组,连夜从南宁出发,直扑贺州、富川,对毛绍烈转移藏匿赃款赃物的地点进行搜查。

  谈话还在继续。第六天,毛绍烈交代的违纪违法金额到了800 万元。3 月29 日,也就是他被带到“两规”地点的第八天,他总共交代了收受他人钱物已超过1000 多万元的问题。

  当毛绍烈交代超过1000 万元违纪违法问题时,案件涉案金额已超出最初预期值。可是作为谈话人员,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前期调查掌握毛绍烈的一些违纪违法行为,他还没有提及,他还有多少问题没交代?是记不起来,还是在极力隐瞒或有意回避?如何才能让他彻底缴械投降,向组织交代清楚所有的问题?谈话人员心里在思考这些问题,考虑如何彻底击败毛绍烈的思想防线。

  毛绍烈这边呢,也在暗自打着小九九。虽然他在强大的思想压力下不得不交代了这1000 多万元的违纪违法问题,但他认为,有一些事情在事前就做了防范,作案手段隐蔽,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并且对方与他关系不一般,对他是绝对忠诚可靠的,组织上是不可能掌握的,能隐瞒的就隐瞒。

  毛绍烈的这种心思,早已被从事办案工作多年、有着丰富谈话经验的谈话人员摸得透彻,他们沉住气,一边严肃指出毛绍烈的错误想法,保持谈话的高压态势,一边继续耐心做毛的思想工作,引导其继续走坦白从宽的道路。同时,调查组根据谈话进展情况,决定调整策略,启动对毛绍烈的重要关系人何某的外围抓捕行动,通过突破何某印证毛绍烈的交代是否真实。又经过一番较量,毛绍烈终于明白,组织上对他的问题已经充分掌握,想隐瞒是不可能的了,只有配合组织调查,彻底交代问题,才有出路。此后,毛绍烈陆续交代了为谋取私利,引进湖南江华个体商人何某开发建设钟山县新世纪广场步行街项目,收受何某128 万元等问题。至4月上旬,毛绍烈不但交代收受个体老板、公职人员和下属单位送给的金额达到1700 多万元的问题,还交代了违规与他人合伙投资房地产项目、办企业、承包林果场等违纪违法问题。

  在攻克毛绍烈经济上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这个碉堡后,还有一个更坚硬的碉堡没有攻破,就是毛绍烈的生活作风问题。毛绍烈最担心、最害怕的,就是这个问题,也是他防守得最严密的碉堡。所有经济上的问题他都愿意交代,唯独这方面的事情他一直不愿意谈及,极力回避。

  越是回避越说明问题严重。调查组决定调整谈话策略和方法,对其采取一种“围而不打,引而不发”的态势。谈话人员在跟其谈话时,适当地点了一些关键人物和他的行踪去向,毛绍烈一听到谈话人员提到这些名字和他的这些自认为是最隐秘、最见不得人的秘密,紧张得直冒冷汗,几乎晕厥。他自知事情已败露,不得不交代了与多名女性发生和长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以及从2009 年以来多次乘飞机到外地嫖宿等问题。

  至此,毛绍烈案件取得全线突破,调查组的同志特别是负责谈话突破的同志,这个时候才得以松一口气,才体会到成功突破案件的喜悦。

  五、拍案惊奇  

  交代第一次受贿,对毛绍烈来说,很难。他需要一种“壮士断腕”的勇气,而且,十几年前的事,回忆起来也难。在自治区纪委办案点上,毛绍烈艰难地回忆着——

  1996 年10 月,毛绍烈的仕途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折。他从梧州地委办公室副主任调到贺县任县委副书记。

  改革开放对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是个重大的考验。毛绍烈上任不久,当时的县长在一次会议上宣布,城区建设的征地拆迁工作由刚到任的县委副书记毛绍烈负责。

  这时的贺县,城市建设方兴未艾。负责城区建设征地拆迁工作的毛绍烈,肩上有了责任,手中有了实权。这个实权有个诱人的特征:能使人赚到大把大把的钱。

  一个人向他走来了。这个人叫程中(化名),贺县(后改为贺州市)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他正承建贺县北环路(现是贺州市八达西路),1.5 公里长,工程投资是4000 多万元。这是一个以地换路项目工程,即由投资者出资建设道路,政府以相应的土地作价作为所建道路的补偿。由于征地拆迁量多,征地难度大,工程进度很慢。一天,程中带着2 万元人民币找到毛绍烈的办公室。新官上任,对找上门来的老板很热情,仔细听着程中的诉求。程中一面察言观色,一面诉说征地难、工程进展缓慢等等,并恳求毛副书记帮助协调解决。毛绍烈也很体恤下情,说一定尽力帮助。程中临走时拿出那个装有2 万元钱的牛皮纸信封,一边说“一点茶水费”,一边放到毛绍烈的办公桌上。毛绍烈正眨巴着眼晴,忐忑地想着如何处置那个牛皮纸信封时,程中如做了贼似的匆匆走出了毛绍烈的办公室。

  2 万元!毛绍烈为官以来第一次收受人家送来的意外之财,既窃喜,又心惊。犹犹豫豫之中,他还是把那2 万元放进了自己的办公桌抽屉里。

  当晚,毛绍烈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原有的信念和金钱的欲望如轮转似的在他的脑海中滚动。最后他在金钱的强烈欲望中,在侥幸心理的梦幻中,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过了几天,毛绍烈组织了一个征地拆迁工作队,加快了征地拆迁进度。

  不久,中秋节到了。“快要过节啦,送点钱给你过节。” 程中在毛绍烈的办公室,将一个装有1 万元钱的牛皮纸信封放到毛绍烈的办公桌上。这次,毛绍烈没有犹豫,心领神会地说一声“谢谢”。

  从1996 年到1999 年,程中在每个中秋节到来前,都送给毛绍烈1 万元人民币,4个中秋节共4 万元。

  中秋节送了钱,春节不能不送。1997 年的春节前,程中送给毛绍烈1 万元,从1998 年到2000 年,每年春节,程中都送给毛绍烈2 万元。

  2002 年9 月,毛绍烈任钟山县县委书记。程中为了感谢毛绍烈多年来对他的关照和帮助,同时也希望毛绍烈在钟山任县委书记期间能够把一些工程项目给他做,在2003 年和2004 年春节,每个春节他都到毛绍烈的办公室送给毛绍烈2万元人民币。

  在调查组的办案点,程中回答调查组的问话时,回忆送钱的情景,他依然历历在目,声声在耳:“他当时表示有机会会照顾的。然后,我便把事先已用牛皮纸信封装好的2 万元钱放到毛绍烈的办公桌上。每次我把钱放到毛绍烈的办公桌上,毛绍烈会说声‘谢谢’,我便离开。”

  权力所创造的金钱,使毛绍烈的欲望迅速膨胀。

  金钱的欲望一旦突破信念的堤坝,便如决堤的洪水狂奔泛滥。从此,毛绍烈贪婪之手越伸越长,涉及的人员越来越多,受贿的数额越来越大。他人生的悲剧一步步走向高潮……

  调查组对毛绍烈违纪情况作过分门别类的统计,不禁拍案惊奇!

  按领域统计,毛绍烈在钟山县县委书记和贺州市副市长任上,利用权力插手工程发包、工程款拨付、土地矿山出让、规划审批、干部提拔等领域,大搞权力寻租。其中,在工程建设领域收受贿赂476.3 万元,用地规划定点、规划设计和容积率变更审批方面收受贿赂325.1 万元,出让探矿采矿权方面收受贿赂208 万元,人事任免方面收受贿赂52.7 万元。

  按任职统计,毛绍烈任县委书记期间受贿237 万元,任副市长期间受贿755 万元。

  按涉及人员统计,毛绍烈收受个体老板58 人、公职人员39 人共1403.9 万元,收受下属单位268.7 万元。其中数额超过1 0 万元的有20 人。个人送钱数额最多的达290.6 万元,单笔最大数额达128 万元。另外,违规从事营利活动获利40万元。几项合计,涉案金额共1711.6 万元。

  按时间统计,毛绍烈自1996 年收受第一笔受贿款至2012年案发,作案时间长达16 年,平均每年收受100 余万元。其间毛绍烈历任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副市长,从副处级逐步提拔到副厅级,潜伏期长。

  (作者随记:毛绍烈案的这些统计数字,确实让人拍案惊奇,更给人们留下了关于反腐倡廉教育、制度、监督和干部考核等等太多值得探讨的话题。

  比如说,健全的市场机制,有效的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相辅相成、配合运用,既能弥补和解决市场失灵,又能释放和激发市场活力。实践深刻表明,坚持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两手抓、两手硬,是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深入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思想结晶,是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优势的实践成果,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色,成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值得重视的是,政府的宏观调控,即“看得见的手”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一些领导干部那里变了质变了味,变成了权钱交易或是权力寻租的“手”。当然这只变了质变了味的“手”,是看不见的,或者说是见不得阳光的。毛绍烈正是把政府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变成“看不见的手”,在他分管的领域肆无忌惮地搞权钱交易、权力寻租。

  再比如说改革开放时期,给予权力寻租的机会太多,而反腐倡廉教育、制度、监督不到位,金钱美色诱惑的力量强大,反腐倡廉教育、制度、监督乏力。

  腐败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体制和制度上存在的问题,在权力过分集中、缺少制衡机制的形势下,光依靠领导干部的廉洁、清明,很难真正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只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从根源上遏制腐败。)

  六、权力买卖

  令调查组拍案惊奇的,还有毛绍烈和陈明(化名)之间的权力买卖。

  陈明,50 出头,小学文化,是个地道的农民。改革开放后闯荡江湖,居然闹出了点名堂,混成了农民企业家——贺州市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人。

  在与毛绍烈的权钱交易中,陈明是个大手笔,也是毛绍烈在调查组工作点最先交代的行贿人。

  这个农民企业家,虽然识不了几个字,但他深谙“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歪理,知道用钱去买官员手中的权,再用官员手中的权为自己赚钱。作为感情投资,从2006 年至2011 年,每年的春节、中秋节,陈明都会送点钱给毛绍烈。陈明送钱给毛绍烈有个谱子: 春节送3 万元,中秋节送2 万元,5 年共送了25 万元。

  本来, 毛绍烈吸取了一些贪官落马的教训, 自己定了个调,就是少和甚至不和本地老板有什么经济来往。但陈明执著的感情投资,令毛绍烈对他另眼相看了,觉得陈明这个老乡可以交往,可以用手中的权去套取他赚到的钱。至此,双方达到了权力和金钱上的互通互利,实现双赢。(作者随记:中国是一个资源和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有一种特殊的现象,无论是财力雄厚,还是身无分文,有了项目,有了指标,就有了发财的资源或资本。而这些项目、指标,由政府调控、审批。因此,也就一地难求,项目难找,指标难觅。一些官员特别是手中掌握地皮、项目、指标审批权的官员,成了不法商人和私营企业主银弹进攻的对象,他们就有了权钱交易的风险。这种官员一旦失去了自律自控,便陷进权钱交易的泥潭中不能自拔。权力腐败的本质特征,就在于权力被当做商品一样在无形的市场上私买私卖。买方换取的是资源、资本,卖方换取的是钱财。)

  陈明成了毛绍烈放长线钓的本土大鱼,他们的交易也成了权力买卖的典型案例。

  2005 年11 月,陈明在南宁的东盟博览会上得知广西一品陶瓷厂土地公开拍卖的信息。这家陶瓷厂在贺州地界上。陈明看到了其中的7 5 亩土地潜力,便在2006 年初成立了贺州市一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以房地产公司的名义参与竞标,并在当年的12 月中标。由于陶瓷厂的职工闹事,陶瓷厂的75 亩土地一直无法过户到陈明名下。陈明不得不用了近三年的时间,通过司法程序并花了近2000 万元资金安置陶瓷厂职工。

  开工建设小区项目工程还需要市政府的批文。可是,申请过户的材料报到了贺州市政府后好几个月都没有下文。陈明知道通关要花钱。2009 年上半年的一天晚上,他先准备了两盒茶叶,把其中一盒的茶叶抽出来,再放进8 万元人民币。然后打电话给当时分管城建、土地的贺州市政府副市长毛绍烈,说带他去兜兜风。毛绍烈知道“兜风”的含义。

  当晚,陈明在贺州市委大院后门某国际城附近接到毛绍烈。陈明一边开车一边和毛绍烈讲,他在这块土地上已投入了2000 多万元,时间拖了很长了,一直没办得土地过户手续,他支付银行利息的压力很大,请求毛绍烈尽快给予批复。毛绍烈听后不做声。

  不做声,就是待价而沽,就是“钓鱼”,就看你出多少钱了。陈明对毛绍烈的这一套,早有所闻,也做了准备。车转到贺州市委大院后门时,毛绍烈有点不耐烦地说:“停车。” 毛绍烈下车时,陈明把那两盒茶叶递给毛绍烈,说:“这两盒茶叶给你,别拖那么长时间了,快点。”毛绍烈就说:“得了。” 提着那两盒茶叶离开了。两个茶叶盒里其中一盒是真的茶叶,另一盒陈明放了8 万元现金。

  过了半个月,陶瓷厂75 亩土地的过户手续还是没有签批下来。陈明猜想,可能是自己送给毛绍烈的钱不够。不得已,他又准备了8 万元现金,一天晚上又打电话约毛绍烈兜风。转了一圈后,毛绍烈要下车,陈明说:“这个礼拜不帮我批下来我要骂你了。”毛绍烈说“得了。”接过陈明递给他的一盒真茶叶和一盒放有8 万元现金的茶叶盒离开了。过了两三天,陈明就拿到了陶瓷厂那块地的过户手续批文。

  陶瓷厂旁边还有25 亩土地要开发,陈明的公司不费什么周折,便获取了这个项目。方式方法如出一辙,只是每次送的钱几乎翻了一倍(15 万元),两次送给毛绍烈的钱共30 万元。装钱的盒子不是茶叶盒,而是脐橙纸箱。毛绍烈得了30万元后,便畅快地说:“得了,很快的了。”果然,这块25 亩土地开发批文很快就批下来了。

  几次交易下来,陈明对毛绍烈那一套“钓鱼术”有了独到的领悟。每到要毛绍烈的批文之类的节点上,他都如法炮制,屡试不爽。

  从2006 年开始,陈明在贺州市内陆续投资兴建了四座水电站。但是,陈明的四座水电站中有些员工没有上岗证。2010 年上半年的一天,上级领导来检查时批评说,贺州市有很多水电站,没有一个专门的水电培训中心。陈明听了以后,又看到了潜在的商机,即向毛绍烈提出他要在贺州到梧州公路旁边的羊角山一块50 多亩的土地上建设一座水电培训中心。陈明以贺州市一水电开发公司的名义,打报告给贺州市政府,申请建设用地。

  这份报告自然是石沉大海,无声无息。分管城建、土地的副市长毛绍烈没拿到好处费,怎么轻易签发批文?陈明还是猜到了。还是老办法,约毛绍烈出来兜风。在车上陈明问毛绍烈,他是否支持水电开发公司建水电培训中心。毛绍烈听了又不做声。陈明就问毛绍烈,你是不是想入股?这正是毛绍烈不做声的“潜台词”。毛绍烈一听,马上说:“好啊。” 陈明接着问毛绍烈有没有钱入股。毛绍烈当然说没有钱。陈明就说,你要是想要干股的话,这样不安全,我直接给你点钱算了。毛绍烈不做声。陈明知道他是同意了。

  钱不到位,毛绍烈还是把陈明的水电开发公司的用地报告放在一边。陈明就从公司的保险柜里拿出60 万元现金,用一个布袋子装好。

  2010 年上半年的一天晚上,陈明打听到毛绍烈在贺州某学院打羽毛球。毛绍烈打完球后,陈明打电话约毛绍烈见面。毛绍烈上了陈明的车后,对毛绍烈说,这个水电培训中心你就不要入股了,我送你点钱吧。说完,陈明就把装有60 万元现金的布袋子送给了毛绍烈。毛绍烈把钱装到他的羽毛球包里,然后背着羽毛球包愉快地走了。过后几天,毛绍烈就签批了陈明的水电开发公司关于报建培训中心的报告。

  2010 年下半年,陈明在夏岛村开办村办混凝土搅拌站,企业用地报告送上去后,预征地批文和规划批文一直没有批下来。陈明没办法了,因为当时他的设备已经买回来了,放在那里不能生产导致亏损。陈明就找到了毛绍烈。陈明对毛绍烈说,你帮想想办法,这是个村办企业,是市政府、自治区政府和国家号召建设的,在哪里都应该予以审批的,你还卡它干什么?

  毛绍烈卡它干什么?卡它要钱!钱不到毛绍烈手上,不卡才怪!

  2010 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陈明约好毛绍烈出来兜风后,

  先从公司保险柜里取出15 万元现金,用一个空脐橙纸箱装好,然后开车接到毛绍烈一起兜风。回到市政府后门的某国际城附近时毛绍烈下车,陈明叫毛绍烈将东西拿走,并请毛绍烈快点批复他申请的村办混凝土搅拌站的报告。毛绍烈听了后就把这个装有15 万元现金的脐橙箱子拿走了。陈明见他拿了装钱的纸箱后又特意说:“你审批快一点,我的设备都买回来了,你就不要拖了。”毛绍烈拿了箱子没说什么,很快就下了车,然后将这个装有15 万元现金的纸箱抱到他的车上就离开了。过了一个月左右,混凝土搅拌站申请报告就得到批复了。

  陈明和毛绍烈更大的交易还在后头。

  20 世纪90 年代初原贺县糖烟酒公司向工商银行贷了460多万元,由原贺县财政局担保,这笔贷款一直不能归还。工商银行委托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对这笔贷款进行追缴。原贺县财政局核算包括安置糖烟酒公司职工、偿还银行贷款等一共需要860 万元,但糖烟酒公司所有资产只有400 多万元。原贺县财政局和贺县糖烟酒公司联合发布公告,说要拍卖贺县糖烟酒公司所有资产,但一个月了都没有人愿意接手。2000年,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把县级贺州市政府告上了法庭。

  开庭前几天,原县级贺州市领导找到陈明,叫他帮忙出资860 万元解决贺县糖烟酒公司的问题。陈明提出,糖烟酒公司的资产一共才400 来万元,我出这么多钱怎么做得来?市领导就承诺补偿一块50 亩的土地给陈明。在陈明出资的860 万元中,有500 万元是用于解决原贺县糖烟酒公司职工安置问题的,剩余的360 万元,从缴纳50 亩土地的土地出让金中还给陈明。

  陈明当时看到市领导都亲自出面了,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就同意借860 万元给县级贺州市,并把钱转到财政局了。过了几个月,原贺县筹备撤县改市,土地就不给动了,500 万元的职工安置费通过拍卖糖烟酒公司的所有资产归还给陈明了,但原来商定用50 亩土地出让金归还剩余360 万元的事情就再也没有人管了。

  这360 万元足足拖了陈明10 年,直到2010 年下半年,有一次开市政协会议,已经当选市政协委员的陈明在会上放了一炮,指责市政府说话不算数,他借钱给政府的事现在没人理了。会后,市政协领导就向所在辖区领导提出原糖烟酒公司改制的时候,陈明曾借给原县级贺州市政府860 万元,要所在辖区政府处理好这件事。之后,陈明打了一个报告给所在辖区政府,并附上了当时借钱给糖烟酒公司的所有材料,再由所在辖区政府打报告给贺州市政府签批。贺州市政府同意解决原糖烟酒公司的遗留问题。

  市建规部门按照市政府的决定,另找了一块148 亩的土地出让,用出让金归还欠陈明的360 万元及利息,报市政府审批出让。但当时的分管副市长毛绍烈一直不签批。陈明在2010 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主动找到毛绍烈,约毛绍烈坐他的车去兜风。在车上,陈明请求毛绍烈帮他解决糖烟酒公司欠款的遗留问题,并问毛绍烈为什么迟迟没有签批,到底是怎么回事。

  毛绍烈故伎重演,不出声。当时陈明觉得有谱了。陈明试探地问毛绍烈,你想要多少钱?毛绍烈说这件事情换了好几届领导没有人理了,这笔钱连利息一起算的话估计有五六百万了,如果我不管的话,你就是白丢了。算完之后,毛绍烈狮子大开口,反问陈明:是不是一个人一半?一个人一半,意思是毛绍烈要300 万元才批发这个文。陈明一听,傻眼了。本金才360 万元,毛绍烈要300 万元,太多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拿到利息。但陈明转念一想,如果不送钱给毛绍烈,估计连本金都拿不回。无奈之下,陈明就说,给你100 万元行不行?毛绍烈当时没有说话,陈明知道他是默认了。

  过了十多天,即2011 年元月,毛绍烈签批了市政府关于同意市建规委出让148 亩土地,利用土地出让金(约600 万元)归还欠陈明的360 万元以及利息的会议纪要。陈明知道这个会议纪要的背景。一天晚上,陈明约毛绍烈见面。在陈明的车上,陈明问毛绍烈要那么多现金安不安全,他老婆知道了怎么办,最好不要让他老婆知道。毛绍烈听陈明这么说,就要陈明办一张银行卡给他,但不能用他和陈明的身份证来开卡,因为这样很容易被查出来。陈明就提议,用他儿子的身份证来办一张银行卡,因为他儿子在南宁工作,别人也不是很清楚,不容易被发现。

  之后,陈明叫他儿子在南宁的农村信用联社办了一张银行卡,陈明在贺州往那张卡里面转了110 万元,其中,有10万元是给他儿子从南宁购买陈明办公室装修材料的,100 万元是送给毛绍烈的。

  陈明儿子办好银行卡后,拿回贺州交给陈明。过后几天,陈明约毛绍烈出来兜风。在车上陈明把那张存有100 万元人民币的银行卡交给毛绍烈,并把银行卡密码告诉了毛绍烈。由于是送银行卡,并且是用儿子的身份证办理的,陈明担心出事连累他儿子,就对毛绍烈说,这张银行卡存有100 万元,银行卡的户名是用我儿子的名字开的户,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尤其不能让他老婆知道。陈明还特意跟毛绍烈讲:“我儿子是不知道我将这张银行卡给你的,如果你让我和我儿子去坐牢,我就对你不客气。”毛绍烈听了后说:“得了,你放心,就是我自己知道,任何人都不会说。”

  虽然毛绍烈信誓旦旦,陈明还是不放心。在毛绍烈出事前个把月,陈明打电话问毛绍烈,那张银行卡放好没有?毛绍烈说他收好了,放在一个谁都不知道的地方,放心吧!

  (作者随记:毛绍烈把那张卡放在什么地方?他又那么自信人不知鬼不觉?下文将在适当之处加以披露。这里先说一说那张卡的插曲。)

  但是,对那张银行卡,陈明的心一直悬着。2012 年3 月22 日下午,陈明知道毛绍烈被自治区纪委带走后,很害怕他供出那张卡的事。他当时想,毛绍烈说他把银行卡保管得很好,可能那100万元还没有用过,如果他通过挂失重新办一张新卡,把钱取出来,就算毛绍烈交代了他也不怕。他就叫他儿子在南宁马上办理挂失手续,并当场补办了一张银行卡。他儿子通过查询,发现那100 万元还在。正好那天是周末,办完卡的当天晚上他儿子就回到了贺州。第二天,陈明让儿子从那张卡里面转了5 万多元去买了一辆微型车,另外还叫儿子取出4 万元作为生活费。随后的星期天,陈明上南宁办事需要用钱,就叫他儿子从那张卡里取了1.8 万元交给陈明用。因为陈明怕毛绍烈交代出那张卡的事,追究他和他儿子的责任,只花了十来万元,就不敢再取钱了。

  七、执迷不悟

  人的欲望总是无止境的,人对金钱、美色、豪宅等等的欲望和追求,正如广告词所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但人的区别在于,有的人知足常乐,取之有道,用之有度。有的人贪得无厌,挥霍无度,穷奢极欲。金钱对后一种人来说,成了满足欲望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保证。想要更多的金钱,想要享受更好的物质条件,就会使他们执迷不悟,铤而走险,去贪污受贿,去沉沦腐败。这种人终究会走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调查组在分析毛绍烈走向腐败的原因时,都觉得毛绍烈是执迷不悟、铤而走险的典型。

  2010 年11 月22 日,自治区纪委对谭玉和实行“两规”。不久,自治区纪委先后在贺州市、钟山县召开干部大会,动员涉案人员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

  此时,毛绍烈在贺州市副市长的任上。听了自治区纪委领导的动员讲话后,他曾经惊悚莫名,惶惑不安。这应该是毛绍烈弃腐投明的良机,但是,腐败的诱惑力量还是把他拉住。贪欲的惯性太大了,他想停下他的贪欲已经不可能了。他看那成千上万的钱,简直就像看到了鲜花,止不住已伸出去的手。

  2011 年春节前一天,贺州市某公司法人代表黄某某打电话约见毛绍烈。毛绍烈知道春节前有约,大都“有货”,便独自驱车前往。在毛绍烈的车上,黄某某送给毛绍烈一个大“红包”,说要过年了,送一点过年费,感谢毛绍烈在他搞的房地产项目给予的帮忙。毛绍烈说谢谢了。毛绍烈回到家后,解开大“红包”数了一下,总共是10 万元人民币现金。(作者随记:2010 年,黄某某在贺州市搞房地产建设项目。在黄某某的请求下,毛绍烈出面帮助黄某某减免了40%的人防费。这一项,毛绍烈让黄某少交64 万多元,也就是让国家直接经济损失64 万多元。他自己从中捞取了10 万元的好处费。)

  2011 年4 月,贺州市某公司董事长何某,接手莲塘城北大道项目,但莲塘城北大道开发项目有160 亩的土地指标一直没有落实。经人牵线,7 月的一天晚上,何某请毛绍烈等人吃饭。在吃饭的过程中,何某请求毛多烈帮忙落实160 亩土地指标。毛绍烈当时只是很含糊地表示答应。吃完饭后,何某在毛绍烈车上将事先已用纸袋装好的人民币20 万元现金,递给了毛绍烈,并对毛绍烈说:  “毛市长,这土地指标的事就麻烦你了,这是我一点心意。”毛绍烈接过这纸袋后,看了一下,对何某说:“这钱我不能要,能帮我还是会帮你的。以后,我有需要的时候,会找你的。”

  过后不久,莲塘城北大道开发项目的160 亩土地指标批下来,何某知道这是毛绍烈的帮忙和关照。何某为了感谢毛绍烈的关照和帮忙,在2011 年中秋节前的一天,打电话给毛绍烈,说快过节了,准备了点礼物,问他在哪里。毛绍烈说他正在外面吃饭,吃完饭后给电话。很快毛绍烈就给何某打电话,并约何某在贺州市区二桥附近的河堤路边见面。何某开车到那里的时候,毛绍烈已经在那里了。何某上了毛绍烈的车,对毛绍烈说:“毛市长,那土地批下来了,很感谢你,中秋节快到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说完,何某就将事先已用大信封装着的人民币4 万元现金递给了毛绍烈。毛绍烈接过这装有人民币4 万元现金的大信封后,说了声:“谢谢了。”

  毛绍烈可谓贺州市某公司(民营企业)董事长黄某的大恩人。就是在毛绍烈的关照下,黄某取得了贺州市某小区房地产开发项目等多个项目的建设,大赚了一把。从2007 年到2011 年,毛绍烈共收受黄某60 万元人民币。

  2010 年年底的一天晚上,黄某约毛绍烈吃饭。饭前,黄某事先把两瓶五粮液和15 万元现金放在一个大纸箱里。吃完饭,黄某就把那个大纸箱搬到毛绍烈的车上,并叮嘱毛绍烈回家后打开纸箱看看。毛绍烈心领神会,便开车离开了。

  2011 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毛绍烈应黄某之约,到贺州市上海街见面。简单聊了一会儿后,黄某把一个纸箱放到毛绍烈的车后厢。毛绍烈回家后打开纸箱看了一下,里面有一袋米、两瓶酒和2 万元人民币。

  2011 年中秋节前的一天,广东老板刘某某打电话给毛绍烈,叫毛绍烈到他在贺州的办公室来坐坐。毛绍烈知道刘某某“来坐坐”的意思,很快如约而至。两人闲聊了一会,刘某某便拿着一个装有2 万元钱的信封递给毛绍烈,感谢毛绍烈一直以来对他的支持和关照。毛绍烈收下后就离开了。

  2011 年5 月份前后,贺州市领导按任期需要进行换届工作。在换届前的一天晚上,陈明约毛绍烈出来兜风。陈明一边开车带着毛绍烈在贺州市区四处转,一边和毛绍烈聊换届的事。陈明问毛绍烈,现在要换届了,你有什么打算啊?毛绍烈说现在还没定。陈明就问他是否需要去活动一下。毛绍烈说没有钱去活动。陈明就说,那我给你点钱去活动吧,毛绍烈听后没有说什么。

  过了几天,陈明从办公室的保险柜里拿出了1 4 万元现金,用两个茶叶盒装好,每个茶叶盒里放了7 万元。一天晚上,陈明又约毛绍烈出来兜风聊天。两人分别时,陈明说,送两盒茶叶给你。之后就把这两个茶叶盒放在毛绍烈的车后座。毛绍烈没说什么就收下了。

  2012 年春节前的一天,刘某某打电话给毛绍烈问他在哪里。毛绍烈说,他就在刘某某在贺州的办公室楼下,正准备开车回家。刘某某就叫毛绍烈等他一会。刘某某赶忙到了楼下,看见毛绍烈的车上只有他,就从自己的车上拿出准备好的装有1 0 万元人民币的文件袋子放到毛绍烈车上的副驾驶座位上,感谢他这么多年来的支持和关照。

  2012 年元月8 日,毛绍烈只身去到云南省龙陵县准备购买黄龙玉。那天,毛绍烈在他认识的玉商李丹(化名)的店里看上了9 块黄龙玉,价钱要15 万元左右。当晚,毛绍烈就打电话给刘某某,叫他也过来看看。“看看”的意思就是让刘某某帮支付购买黄龙玉的货款。因为刘某某在贺州市搞了几个项目,毛绍烈从中帮了不少忙,但刘某某只给了毛绍烈几万元钱。现在毛绍烈到政协任职,不再分管城建、国土等工作了,以后不会再有人送钱给他了,所以毛绍烈就想让刘某某帮支付购买黄龙玉的货款。第二天,刘某某坐飞机转到了龙陵。毛绍烈带刘某某去了李丹的黄龙玉专卖店逛,并说他很喜欢那9 块玉石。精明的刘某某领会到毛绍烈的意思,便问要多少钱才能买下那几块玉石。毛绍烈说要15.6 万元。刘某某就说由他来支付这笔钱吧。当天刘某某就打电话,叫人转汇了15.6 万元到李丹指定的银行账户上。不久李丹就将那几块黄龙玉包装好托运给毛绍烈。

  2012 年春节前的一天,毛绍烈应黄某某之约,到贺州市新都酒店见面。见面后,黄某某上了毛绍烈的车,放了一些茶叶和一个装有2 万元人民币的信封,说是感谢毛绍烈对他搞房地产项目建设的关照。毛绍烈回到家后数了一下,正好2万元人民币。

  2012 年元旦过后,贺州市的莫某某在一次政协会议上碰到了毛绍烈。闲聊中,毛绍烈流露出一种悲凉情绪,但是毛绍烈说,他虽然不分管城建了,但现在城建部门都有他的人,有什么事还可以找他,不要他不分管城建就不理他了。莫某某颇解其中味,在2012 年春节前的一天,准备好两盒茶叶和两万元人民币的“红包”,打电话约毛绍烈在贺州市建鞍路附近见面。莫某某见到毛绍烈后,把装有两万元人民币“红包”和茶叶的袋子放到毛绍烈的车上,说了几句春节祝福的话就开车走了。

  谭玉和案发后,毛绍烈在四处转移赃款赃物、销毁证据的同时,继续伸出贪婪的手,至案发时又收受他人336 万元。

  毛绍烈受贿有他的特点和规律。他不在办公室收钱,也不在家里收钱,而是和对方约好,在不固定的地方上对方的车或让对方上自己的车,在车上或在驾车转悠之中,完成权钱交易。调查组在分析案情进展时,为毛绍烈的作案手段而哑然失笑,也为毛绍烈的执迷不悟而痛心疾首。

  八、手段隐蔽

  执迷不悟,必走绝路。

  2012 年2 月16 日,谭玉和案开庭审理后,贺州市一个领导很关心地问毛绍烈:“谭玉和的事会不会扯到你呀?”毛绍烈信誓旦旦地说:“我不会有事的。我知道谭玉和迟早会出事。”

       毛绍烈的自信,有他自以为天知地知人不知的奥秘。

  一些贪官会装穷,毛绍烈也会。他不抽烟不喝酒,一副清廉自律的形象。平时他穿的衣服大多是旧的,甚至有点不修边幅。同在贺州市政府大楼上班的干部,夏天时常见他穿着一双塑料凉鞋。冬天,他穿过的皮鞋就像在地摊上买回来的翻修旧鞋。他腰间的皮带也皱裂不堪。办案人员在调查中接触了毛绍烈的一个情人,这个情人说,毛绍烈把别人送的名牌西装全部雪藏在衣柜里,而只穿一些陈旧便宜的外套。调查组人员到外省某市调查时,曾调取毛绍烈住酒店的录像。该市纪委的一名同志感慨地说,见你们广西区纪委的同志过来,就知道有高级别的干部出事了,但看毛绍烈的穿着打扮,实在是很难看出他是一名厅级领导干部。(作者随记:贪官装“穷”,无非是想掩盖自己的罪行,造成一种“穷”的假象,妄图减轻自己的罪行。但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贪官再精明,也欺骗不了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毛绍烈上演的这场“假戏”不过是自欺欺人,像一个跳梁小丑一样,给人留下笑柄。贪官装“穷”,也从一个侧面暴露出他们内心的恐惧,他们内心其实很清楚自己行为的对与错,只不过想掩盖下去,心存一丝侥幸。但是“人在做,天在看”,最后等待他们的依然是法律的严惩。)

  毛绍烈从任钟山县县长起就预谋作案,善于伪装,反调查意识极强,采用各种诡秘手段敛财和藏匿赃款赃物。如用三张假名字的真身份证开设账户存钱、购房、入股;用非直系亲属名字购置房产;采取假按揭贷款方式收受外地商品房等,作案手法极其隐蔽恶劣。

  2010 年11 月,钟山县委原书记谭玉和受贿案发后,毛绍烈感到了一种危险正在迫近,惊惶地度过每一天……

  毕竟他当过县长、县委书记、副市长,在官场历炼多年,他虽惊惶但不失措。他在惊惶之中做着应对调查的准备。其中一项准备就是转移赃款赃物,藏匿非法所得。一是将所有房地产证件按是否可以公开分类放置;二是将所有存款凭据按硬质( 银行卡) 和软质(存折、定期存款单)分类隐藏;三是悉数转移存放在家里的现金。他还自我警戒,今后的存款一律用亲戚的名义存入银行。

  2011 年3 月,毛绍烈把放在衣柜里的139 万元拿出来,交给一个在外地工作的亲戚保管。

  毛绍烈还买了一个保险柜,放在亲戚家中的一间房里,他自己拿着钥匙。里面放有30 万元现金,还有20 多份购买房地产的合同、协议,还有一些小件的黄龙玉。

  毛绍烈有个情妇。他转移30 万元放在这个情妇家里。说,这钱先放在你这里。情妇听出了话中的意思,对毛绍烈说, 这钱放在我这,就是我的了,你还想拿回去?毛绍烈无言以对。

  2011 年春节,对大众百姓来说,过得欢乐祥和,喜笑颜开。毛绍烈却如丧家之犬,惊悚难安。一天早晨,一夜辗转难眠的毛绍烈,趁着家人酣睡未起,拿着陈明送给他的那张100 万元的银行卡,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在厅里电视柜的背面写上那张银行卡的密码,左右两边各三个数字。天大亮后,毛绍烈鬼鬼祟祟溜回老家。趁无人在厨房时,用塑料纸包好陈明送给他的那张100 万元的银行卡后,爬上灶头,连同那些分好类的银行卡、存折、存单一起放在厨房上横梁的墙洞里。跳下灶头后,他拍了拍手上的灰尘,脸上露出一丝诡笑……

他以为这样一来,再高明的办案人员也对他束手无策,他可以万无一失了。

  处理完这些钱款后,毛绍烈见组织上一直没有找其谈话,也没有自治区纪委的办案人员去贺州调查案件,便自以为事不关己,风声已过,又开始了贪腐的历程,至案发毛绍烈又收受贿赂296 万元及其他违纪钱款40 余万元。

  2011 年市政府换届后,毛绍烈被安排到政协工作。这本是组织上对毛绍烈贪腐问题反映强烈的组织处理,是给毛绍烈的第三次机会,但毛绍烈却认为自己已经平安着陆,又把存放在老家的存折、存单取回,于2012 年春节过后,将转移的139 万元和到期的存款取出用于购买玉石,总额达300 多万元。

  为什么毛绍烈如此执迷不悟,肆无忌惮地顶风作案?办案人员分析,使毛绍烈产生侥幸心理的还有三个原因。首先,他善于伪装,装“穷”,一副清贫的样子。平时穿的衣服大多是旧的,甚至有点不修边幅。夏天时常穿一双塑料凉鞋。其次,毛绍烈从任钟山县县长起就预谋作案,采用各种诡秘手段敛财。第三,案发前毛绍烈已经秘密转移赃款赃物,藏匿非法所得。

  毛绍烈以为,这样一藏匿,就万无一失了。殊不知,聪明反被聪明误。他在《我走上违纪违法道路的深刻剖析》中写道:“我盲目自信和侥幸的心理主导着我拿自己的身家性命赌一把,虽然胜算不大。由于上述原因,我还是一次次给自己找理由。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犯罪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

  (作者随记:“侥幸”是“不幸”的祸根。毛绍烈正是侥幸心理作祟,胆子越来越大,放纵贪欲,顶风作案,以身试法,最终必然东窗事发。党员领导干部要始终坚持廉洁从政,用好手中的权力,始终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清醒,抛开杂念,守住底线,清白人生。)

  九、外围取证

  办一个案子就像一张拼图,化整为零。每个环节,每个细节,分段分节,环环相扣,以点带面,由此拼装,变零为整,由主证、旁证、书证、物证、影像资料等等组成一个证据链。外围取证,是拼图中的重要一环,外围取不到证据,整个证据链就无法形成,难以定案。

  毛绍烈在自治区纪委“两规”点交代,他从2006 年起到2011 年2 月止,收受了1700 多万元、多套房产,还有包养情妇等生活作风问题,其中涉案的几十号人,分布在贺州、桂林、广东、湖南和福建等地。

  要取得毛绍烈受贿的铁证,需要做大量的艰苦的外围取证工作。很快,自治区纪委和自治区检察院抽调了40 多名精兵强将组成外围调查组。

  外围取证并非易事。外围调查组到了贺州办案点,面临着外围取证的“四难”:找人难,突破难,取证难和追赃难。那段时间里,办案人员夜以继日,不辞劳苦,既各有分工,又集中攻坚。外围查证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捷报连连。当然也有一时攻不下的“堡垒”。

  61 岁的刘某某,一头白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他名义上是深圳市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实为家族企业的龙头老大。这个老大,属于奸巧圆滑的那类人,负责找他谈话的办案人员称他为“老狐狸”。他到了贺州市办案点,操一腔深圳市宝安区的土话,装聋作哑,扯东说西。

  第一次谈话,办案人员问及他和毛绍烈的关系,他只是说认识,但没有经济上的来往。

  第二次谈话,开始他还是不改口,但他表现出一副急着要回去处理生意往来的样子。办案人员抓住他这个弱点,讲明利害得失,他的口气有点松动了。办案人员乘胜追击:“毛绍烈在深圳买了一套房,是你给他的钱。”

  听了这句斩钉截铁似的话,刘某某像被火点着了一样,满是皱纹的脸部神经在抖动。

  刘某某说认识毛绍烈,并没有说谎。他早就认识毛绍烈了。当时毛绍烈是贺州市分管城建、国土和交通的副市长。2007年下半年,贺州市政府与深圳市某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永贺高速公路——钟山至富川段的投资意向书。不久,经贺州市政府同意,该公司作为业主单位负责投资建设并独立经营永贺高速公路——钟山至富川段(项目全长85 公里)。后来,刘某某又在贺州市成立了贺本高速公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公司,正式开始投资建设永贺高速公路钟山至富川段。

  刘某某因为投资建设永贺高速公路如勘探、设计、立项、环评等许多前期工作,都需要分管城建、国土和交通的副市长毛绍烈支持和帮忙协调。2007 年下半年的一天,刘某某费尽心机找到了毛绍烈。从此,两人交往密切。

  2007 年年底的一天,毛绍烈和贺州市政府、交通、国土、环保等部门的领导到深圳市刘某某的公司考察。当天晚上,刘某某到了毛绍烈入住的酒店找到毛绍烈。刘某某对他说:“我现在投资建设的永贺高速公路的前期工作比较繁重,难度也很大,要请毛市长帮忙协调解决。”毛绍烈很爽快地答应了。接着刘某某就将一个装有5 万元人民币的文件袋交给毛绍烈,说:“一点小意思,请毛市长收下。”毛绍烈收下这5 万元之后说了声“谢谢”。

  以后,从2008 年到2011 年,每逢春节和中秋节前,刘某某都打电话给毛绍烈,叫毛绍烈到他在贺州的办公室坐坐。毛绍烈心领神会,每次都欣然前往,而每一次他都有“收获”。刘某某几年一贯制:春节送给毛绍烈10 万元,中秋节送2 万元。

  2008 年,毛绍烈全权负责永贺高速公路——钟山至富川段项目的协调配合工作。开始时各项前期工作进展缓慢,难度很大,刘某某找毛绍烈出面协调,这20 多项前期工作很快就完成了。接下来的工作是向国土资源部门申请土地指标。这项工作难度非常大,刘某某又到毛绍烈的办公室找他商量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并对他说事成之后会好好感谢他的。毛绍烈说他一定尽力帮助。后来,毛绍烈就和贺州市的有关领导一起到北京有关部委找关系协调处理好此事,刘某某感激不尽。

  2008 年下半年的一天,毛绍烈打电话给刘某某,问他在不在深圳。刘某某说在,并邀请毛绍烈到深圳玩玩。当天毛绍烈就和他的司机开车到深圳找刘某某。稍作安顿后,刘某某就带毛绍烈到他开发的楼盘看看。

  毛绍烈看了以后,对刘某某说,他儿子想在深圳发展,很想在深圳买套房子给他儿子。刘某某说,你帮了我那么大的忙,我就送一套我这里开发的房子给你吧。毛绍烈很高兴,说那就太感谢刘董事长了。毛绍烈看来看去,选中一套房子。刘某某对毛绍烈说,这套房子我就送给你了,不用你出钱。本来我可以一次性地给你整套房子的房款再由你支付到我公司,但是这样目标太大,不安全,还是采取按揭的方式比较稳妥。刘某某还对毛绍烈说,今天我把这套房子的首付和第一年的按揭款给你带回去,以后每年春节前我都将当年的按揭款一次性地给你,你再汇过我公司来就行了。

  毛绍烈觉得这个办法比较安全就同意了。接着,刘某某拿出一份购房协议书给毛绍烈签字。毛绍烈在协议书上签上他老婆的名字。当晚,刘某某去毛绍烈住的酒店找他,当时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人在场,刘某某就将装有40 万元人民币的布质袋子交给毛绍烈,说:“毛市长,袋子里有40 万元钱,够你交首付和部分按揭的了。”毛绍烈接过这一大袋子钱,连连说:“谢谢,谢谢!”

  几个月后,刘某某打电话给毛绍烈,叫他来深圳交送他的那套房子的首付和办理按揭手续。毛绍烈说他很忙走不开,由他的老婆去深圳找刘董事长办理相关手续。

  第二天,毛绍烈的老婆就来到刘某某在深圳的房产公司办理首付和按揭等手续。毛绍烈离开深圳后,刘某某打电话给毛绍烈,告诉他首付和按揭的事情已经办妥了。毛绍烈说:“太感谢刘董事长了!”湖南永州民营企业老板何某也交代了向毛绍烈送128 万元人民币的问题。

  何某,是毛绍烈交代的重要行贿人。2012 年4 月20 日到外围调查组的工作点后,何某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任凭办案人员反复做他的思想工作,始终不交代他与毛绍烈经济往来的问题。

  见何某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调查组马上召开碰头会,和从南宁赶到贺州办案点的两名主办人员一起分析案情,并决定先由熟悉案情的主办人员对何某进行谈话,再由外围调查组的同志继续克难攻坚。

  在后来的谈话中,针对何某对法律、政策的无知,以及何某孝顺母亲和关心小孩的心情,办案人员结合刑法的有关规定给何某讲清楚了他涉案的严重性质,让何某明白自己问题的严重性及调查组的决心,给他指明只有配合调查才是唯一的出路。同时给何某讲一些案例,劝他迷途知返,回头是岸。

  经过两天的谈话,何某在法律威严和亲情的召唤下,放弃了侥幸心理,配合调查组如实交代了送给毛绍烈128万元的情况。

  早在1995 年,当时已是原梧州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的毛绍烈在赴湖南永州市江永县桃川镇的农业考察活动中,认识了做农产品生意的何某。从此两人臭味相投,沆瀣一气。2003年上半年,钟山县在县委书记毛绍烈力主下,启动新世纪商业步行街项目。毛绍烈打电话给何某,要他到钟山,两人合作搞定这个项目。何某应邀而至。毛绍烈和何某的如意算盘是,由何某出面,毛绍烈在幕后支持,能做得了就自己做,做不了就把项目转让出去赚点钱。因何某没有房地产开发的资质和资金,后来毛绍烈做中间人协调,以256 万元的成交价,把新世纪商业步行街项目转让给两个温州人承建。

  在这之前,何某私下承诺,新世纪商业步行街项目的转让费送一半给毛绍烈。何某拿到转让费后即对毛绍烈说,按我老家的习惯,钱的单位不要说万元,说砣,1 万元就说是1 砣,我分128 砣给你。当时,毛绍烈对何某说,这些钱先不要给他,暂时放在何某那里。毛绍烈还说,现在给他也没有地方存,需要用钱的时候再说。

  这就对上号了。毛绍烈的受贿和何某的行贿互为印证,毛绍烈接受何某128 万元的贿赂,证据确凿。

  十、丧志玩物

  毛绍烈被“两规”后没几天,为求宽大处理,竹筒倒豆子,把自己想到的收钱的问题都交代了。调查组组长召集调查组的同志分析研究,决定乘胜追击,深挖其他违纪犯法问题。

  谈话人员按照部署,和毛绍烈聊天,谈平时的兴趣爱好。话题很自然地引到贺州市面上风行的黄蜡石、黄龙玉。对这个话题,毛绍烈谈兴很浓,但是谈话人员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此时没有玩石的雅兴,只有引导毛绍烈谈自己玩石洗钱的兴头。毛绍烈果然被引进去了——

   2011 年9 月,贺州市四家班子换届。毛绍烈的理想目标是继续留任甚至进入贺州市委常委。可是,换届的结果,是把毛副市长给换了,换成毛副主席——贺州市人民政协副主席。

  毛绍烈太留恋自己原来那个副市长的位置了。那个位置太有实权也太有诱惑力了,可以审批土地开发,可以审批建设项目,可以……各种各样的“可以”,给他带来各种各样的“实惠”:一次就有几万元、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好处费”进贡。

  现在,毛绍烈到市政协了,门可罗雀。失去了副市长的权力,他像失去了一切,心里空荡荡的。那些人怎么不来电话了呢?都消失了?他们不需要他了,他也没有那种让他们赚钱的权力了。他这才感到,自己像一只无用的狗,被那些人废黜了、抛弃了。他感到一种失落、一种空虚……

  失落,他无奈;空虚,他不甘。不甘何为?他只能寻求洗钱和在权钱交易以外的另一种创收的门路与机会。

  “黄龙玉!”有高人给他指点迷津了。

  黄龙玉,有着田黄般的颜色、翡翠般的硬度,与和田玉等软玉相比,硬度更好、透度更高、色彩更鲜艳丰富。由于其产在云南省的龙陵,又以黄色为主色,故名为黄龙玉。黄龙玉是玉雕行业中一种新兴美玉。它的价格涨幅惊人,其中极品的单位克重价格已超过白银,直追黄金,在玉石史上实为罕见。

  所谓黄龙玉,最初人称黄蜡石。黄蜡石,对毛绍烈来说,真是“似曾相识燕归来”。2001 年,他在钟山县当县长时,班子里就有人玩黄蜡石,他也情有所钟,只是碍于县长面子,没有很放肆。    2003年,毛绍烈任钟山县县委书记后,凭借“第一把手”的特权,大搞权钱交易,受贿收“红包”,财源滚滚。这大把的钱,怎么开销,怎么隐藏,竟成了毛绍烈忐忑在心的难题。

  这时,在钟山,在贺州,玩黄蜡石方兴未艾。毛绍烈心有灵犀,“玩石头既是一种爱好,又可将现金转变为石头,不易被发现,发现了也说不清楚石头价钱,岂不是两全其美?”但他毕竟是个县委书记,不便在钟山县城和贺州市所在地八步区的石头店铺里抛头露面,就通过一个姓陈的广东潮州商人在潮州帮他采购,然后“曲径通幽”,运送到他这里。从2002 年到2008 年,每年毛绍烈从潮州商人那里进的黄蜡石都在400 斤左右,按时价每斤600 元计,毛绍烈每年用于黄蜡石的开支达30 万元左右。7 年间,毛绍烈买黄蜡石共花费200 多万元。这对时下的很多中国人,有如天方夜谭。

  这种天方夜谭,到了2012 年,毛绍烈更是演绎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2011 年,贺州市换届,毛绍烈到了政协工作,觉得很轻松,觉得反正闲着没事,况且听说现在黄龙玉跌价,正是买入的好时机。

  好时机接踵而至。2012 年元旦,贺州市品石缘举办了云南黄龙玉展销会。这对毛绍烈来说,真是天赐良机。开展的第三天,他到展销会里转悠。不知是黄龙玉展品的奇特,还是展位上那位少妇的风韵,一下子把毛绍烈的眼球吸引过去了。毛绍烈趋之若鹜。“这是我们的毛副市长。”有人给那位少妇展主介绍毛绍烈。“哦,我叫李丹(化名),欢迎毛副市长赏光,请毛副市长多关照。”少妇展主果然风姿绰约,能说会道。毛绍烈心猿意马,拿起展位上的一块黄龙玉摩挲把玩,一副独具慧眼且情有独钟的样子。

  李丹看出了毛绍烈的心思,做了个顺水人情:“毛副市长喜欢,送给你把玩吧,不讲价钱,算是结个交情。”说着给毛绍烈递上一张名片,并盛情邀请毛绍烈到她的公司所在地也是黄龙玉的产地——云南省龙陵,实地考察和选购黄龙玉。

  听着李丹的甜言蜜语,毛绍烈心都酥了,哪有不应承的?贺州市的展销会一结束,毛绍烈约好广东商人刘某某去龙陵会合,他则从贺州只身前往。于是,便出现前述刘某某为毛绍烈支付15.6 万元的场景。

  2012 年春节期间,李丹的丈夫打电话给毛绍烈,很夸张且故弄玄虚地说,他刚收进两块大的黄龙玉,非常好,当地的一位主要领导很想要,但被他说服了,同意让给毛绍烈。然后,他激将似的问毛绍烈要不要,“要!”毛绍烈夺宝似的一口应承。

  第二天,毛绍烈带了39 万元到梧州,还把他放在他亲戚家里的98 万元一起付给李丹的丈夫。不久,那两块黄龙玉雕件运到贺州。毛绍烈如获至宝,放在书房里。

  如此这般,2012 年春节前后,毛绍烈从云南龙陵县、贺州市等地16 次购买黄龙玉,共花费319.6 万元。其中一次在云南龙陵李丹那里购买了两块黄龙玉雕件,就花了138万元。加上前些年采购黄蜡石所花的200 万元,毛绍烈用于购置玉石的开支高达500 多万元。

  3 月初,毛绍烈还做着投资黄龙玉,既能洗钱,又能赚钱的黄粱美梦,3 月22 日,即被自治区纪委请去谈话了……

  (作者随记: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培养个人爱好本身并无不妥,但切不可忘记“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的古训。一个人,一旦像毛绍烈一样,沉迷玩物,必然浑浑噩噩,精神迷失,以致目标不清楚,思路不清晰,做人不清白,为官不清廉,必然遭人唾弃。)

  十一、道德败坏

  毛绍烈被自治区纪委实行“两规”后,贺州市社会上就流传毛绍烈有“三多”:钱多,房产多,女人多。

  毛绍烈的“钱多,房产多”,已经查有实据。“女人多”?调查组自然不会忽略这个问号。

  这是调查组对何某问话笔录中的一段:

  “2004 年的一天,毛绍烈跟我说,他的一个情人叫李某某的怀上了他的孩子。为解决孩子入户问题,想叫我和李某某办理假结婚手续,我们三个人在八步区政府宿舍区见了面。毛绍烈提供了一份合同,我看了那份合同,但最后没有同意。

  “我当时说我还没有结过婚,不可能平白无故地在我的人生档案里面留下一个离婚的记录。另外,我还说以后离婚的时候财产上会有纠纷也不好处理。我说完后毛绍烈还说可以补一份财产的协议,但我还是没有同意。

  “大约在2007 年7 月份,毛绍烈跟我说,他的另一个情人叫叶华(化名)的怀上了他的孩子,叶华想把孩子生下来,他想叫我帮他出面做做叶华的工作,让叶华把孩子打掉。为此我按照毛绍烈的要求,陪同他和叶华去云南丽江玩了几天,边玩边做叶华的工作。回来后还帮联系桂林某医院为叶华做了人流。”

  在毛绍烈的“忏悔录”中。他对自己腐化堕落的生活作风,这样交代:“由于我长期以来,特别是担任党政主要领导以后,放松了对人生观的改造,享乐主义逐渐严重,对在广东挂职期间所见所闻,不是从正面去看待,对发生在身边一些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不是用批判的心理去唾弃,而是抱着仿效的心理去对待。于是,在工作中,与女下属接触机会一多,主观上没有把握好自己,表现出一些对女下属的兴趣,遇到有所求的女下属时,就出了问题。如在钟山工作时,……(作者随记:这里省略了48 个字)。又如在担任钟山县党政领导期间,我偶然认识了李某某,她由于结婚多年无生育而离婚,与我相识后,一直保持不正当的两性关系,直至发展到我与她有了孩子。后来,我又帮她买了房子和车子,加上孩子的培养费用,在她身上先后花去了近100 万元。十年来,在不同时间段,我先后与多名女性发生了不正当的性行为,一部分保持着情人关系,为她们找到了工作,一部分直到对方组建了家庭才恢复了正常的关系。在与这些情人的往来中,我共花了近200万元。这些钱,都是用我收受的违法所得支付的。

  “更为严重的是,2009 年,我出差福建时,经福建漳州的一名许姓商人的介绍,认识了漳州的一名女……作者随记:这里省略了3个字)从此与她多次发生性关系,……(作者随记:这里省略了34 个字)从2009 年起至2012 年,我先后多次利用周末或出差厦门的机会(作者随记:这里省略了5 个字) 花去21 万多元。这些钱都是我收受的违纪违法所得。

  “导致我生活作风糜烂、道德败坏行为的原因,一是思想防线崩溃,认为改革开放后,社会上许多人包养情人,身边的干部,甚至个别领导干部中也有这种现象,心理抵制防线减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二是享乐主义思想作怪,有条件了就不顾党纪政纪,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抓住时机享乐。三是补偿心理作怪,认为自己工作几十年,前二十多年辛辛苦苦没有享受到这方面,现在有条件就冒险享乐起来。四是走火入魔不能自拔。……作者随记:这里省略了124 个字) 现在想起来,都为我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我太对不起党组织对我几十年的培养,我不配共产党的光荣称号,更不配党员领导干部称号。”

  对毛绍烈生活作风糜烂、道德败坏行为,经调查组查实,作出结论。

  2012 年7 月26 日,自治区纪委《关于给予毛绍烈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

  2001 年11 月的一天晚上,时任钟山县县长的毛绍烈(已婚)与李某某(已婚)发生第一次性关系。之后,毛绍烈与李某某保持不正当的性关系至案发。其间,李某某于2003 年1 月离婚,在毛绍烈的要求下一直未再婚,2004 年8 月,毛绍烈与李某某生育一子。

  2003 年至2011 年间,毛绍烈为达到长期与李某某保持不正当性关系,每月支付给李某某生活费3500 元至5000 元,另外毛绍烈还给李某某45 万元用于购房、装修等。

  (作者随记:有人统计说,被查处的贪官竟有95% 以上养有“情妇”。这个数字当然未必精确,可大凡“贪绩”卓著者,往往能在其桃色履历表中找到浓墨重彩的一笔。事实证明,一些领导干部走上腐败犯罪的道路,生活作风不检点更使得他们在腐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领导干部来说,生活作风绝不是小事。许多贪官的毁灭证明了这一点。) 

  十二、灵魂较量

  夕阳下,山洼里,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举着一把柴刀,正劈着松树枝……“毛仔,县里有人来找你啦。”这个“毛仔”,就是刚初中毕业的毛绍烈,县里来的人是富川县革委会办公室主任迟凡(化名,现已退休)。

  那是1976 年的8 月中旬的一天。当时,富川县革委会办公室要招通讯员、打字员。有人向迟凡推荐了“毛仔”,他父亲是麦岭镇长广村生产队的队长。那天,迟凡亲自找到“毛仔”的家里。听说“毛仔”在后山砍柴,迟凡让人带着找到了后山。“毛仔”留给迟凡的印象是:人虽瘦小,但健康、朴实,脑子蛮精灵。

  命运的机缘有时就像天上的流星,不期而至。不久,“毛仔”告别了长广村,到县革委会办公室报到,当通讯员兼打字员。从此开始了他新的人生。

  迟凡说,毛绍烈到县革委会办公室后,很勤奋,扫地搞清洁,送开水,什么苦活累活都干,从不叫苦叫累,也不讲价钱。肯学习,很快学会打字。经常加夜班打印文件,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地干。由于他表现好,1980 年,刚年满19 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转为国家干部。

  转为国家干部,使毛绍烈在仕途上迈过了一道非常重要的门槛。从此,毛绍烈靠着勤奋和能吃苦,受到命运的青睐,在仕途上一路升迁。先是到了富川县的古城公社当宣传员,再到福利公社党委当副书记,后来调到原梧州地委当领导的秘书,再当梧州地委办公室副主任。

  这段经历,成了后来毛绍烈仕途快速晋升的助推器。1996 年他当上贺县县委原副书记,2001 年任钟山县委副书记、县长。过了一年又任钟山县委书记。4年后,即2006 年11 月,毛绍烈走到了他人生光辉的顶点:任贺州市副市长。这一年,毛绍烈刚45 岁。

  毛绍烈回忆说:“1976 年至1984 年,是我思想最淳朴、工作最努力、最不怕辛苦、最不图回报的时期。不满1 6 岁的我,每天挑6~7 担每担重达120 斤的开水,到县委机关大院各办公室、会议室灌装,还要负责将全机关所有部门的信件、文件递送到县直各单位,负责机关所有文件的打印,每天从早到晚忙个不停。1979 年,我1 8 岁那年的一个晚上,由于连续加班劳累过度,在回房间的途中昏迷过去,后因下雨被淋醒才爬回了房间。在8 年的工作中,我从通讯员兼打字员转为国家干部,都是靠打拼而得来的。”

  发奋读书学习,也是毛绍烈“打拼”的重要组成部分。毛绍烈在回忆中说起自己的读书学习,颇有几分得意。“1985年,我参加全区成人高考,并考入了梧州地委党校脱产两年制大专班。由于是首届大专班,学校抓得很严。为了不旷课,在我妻子临产时,我都没有请假。1987年,我成人大专毕业后,又继续本科、研究生学习。”这些所谓的“成人大专”、“本科”、“研究生”,不免带着太多的水分,但在那种唯“文凭”论英雄的年代,确实给毛绍烈履历表中的“文化程度”贴上了层层金粉。

  毛绍烈可以说是那种起于农家子弟、草根阶层,凭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向成功的人。他从1976 年的通讯员兼打字员,到2006 年11 月当了贺州市副市长,奋斗了30 年,年纪轻轻就当上副厅级干部,与他本人的努力分不开。

  其间也有一些值得毛绍烈感动和自豪的廉政故事。

  1991 年,毛绍烈调到梧州地区行署办公室,被行署领导选为相对应的文秘人员。当时的行署领导(后为地委书记)在工作作风、生活作风方面处处遵纪守法、严格要求。在地委、行署领导身体工作多年,经他的手帮退回的“红包”及礼金就有好几回。这些事深深地印在了毛绍烈的脑海中。(作者随记:都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过去地委领导的那个好榜样,曾使毛绍烈感动了一阵子。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迁,现实的诱惑力越来越大,又是那么近在眼前,那个好榜样离他越来越远,对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弱化。)

  在地委领导身边工作那一段时间,毛绍烈仍然很勤奋很清贫,也很知足。他经常跟地委领导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梧州地区地域广,路难行,每出差一趟,都要7 天至1 0 天才能回来。有些年出差总天数达到200 天以上,他并不觉得苦。毛绍烈一家人,那些年租住在梧州市一间仅有2 0 平方米的旧房中,生活非常简朴,但他感到很满足。

  毛绍烈案发后,迟凡痛心地说,这个年轻人以前工作学习表现不错,升得快,想不到他变得也这么快,变成了贪官、败类。“毛绍烈变成了毛造孽”!

  为什么毛绍烈变得这么快,这么彻底?

  办案人员在思考,能让毛绍烈变得这么快,这么彻底,肯定不是一种很小的力量。这股不小的力量冲决了毛绍烈曾经的“立志”和曾有的信念。

  2012 年五一节后的一天晚上,办案人员在办案点与毛绍烈谈话,人生,人性,人格……

  其中,办案人员问毛绍烈,你现在最想念的人是谁?你最想说的是哪句话?最想做的是哪件事?

  毛绍烈低着头,想了想,说,最想说的一句话是,感谢组织挽救了他;最想念的人是老婆、孩子;最想做的一件事是,全面交代他违纪违法的事,接受组织处理。

  说完,毛绍烈号啕大哭……(作者随记:毛绍烈的灵魂现在已没有了可以栖息的家园,没有了可以停靠的港湾,它缥缈地滑入悔恨的深海之中,在空荡荡的深海,他的灵魂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依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支撑,只有浩渺、波翻浪涌的大海,他注定要沉没下去。)

  这是痛心疾首,还是悔恨交加、无地自容?看着痛哭中的毛绍烈,办案人员感到,毛绍烈经济上、作风上的违纪违法,已经证据确凿,但还要在思想上灵魂上深挖根源。这不仅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也为了不让更多的党员干部重蹈覆辙。毛绍烈安静下来后,表示要好好写份深刻的思想检查,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深挖思想根源。

  三天后,毛绍烈交出一份15000 多字的《我的忏悔》。毛绍烈的《我的忏悔》,调查组成员反复读过,他们觉得,其中的四段,值得人们深思。

  一段是:

“在我工作表现被肯定的同时,思想上的变化并不被人们所发觉。随着角色的变化,我从机关工作岗位到地方党政领导,虽说是副职,但对于一个有9 0 多万人口的县级贺州市来说,也算是位高权重了。刚开始的第一、第二年春节、中秋节,便有分管系统的下属单位或较熟悉的乡镇领导来送“红包”, 也有个别较熟悉的个体老板来拜年、拜节。刚开始遇到这种情况也曾犹豫过,想用当年地委主要领导对此类问题的办法去处理。当年,地委领导对送“红色”、礼金这类问题是非常严肃的。有一次,领导让我专程去藤县将一名想进入县委领导班子的人送给他的一万元退还。现在一下子有那么多个部门、乡镇送了“红色”,怎么处理,我感觉有些茫然。特别是一名姓陈的老板,他为了感谢我在他的项目建设中给予的支持帮助,1996 年中秋节送了1 万元给我。……到了1997 年春节,陈某某又给我送了1 万元。……1998 年中秋节,另一个老板黄某某为了感谢我在他工程建设中的帮助,送了两万元给我。……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陈某某、黄某某趁春节、中秋节等节日分别给我送钱,都说感谢我对他们项目推进中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使他们加快进度,节省了成本开支。陈某某、黄某某先后各送给我十多万元。面对如此巨大的一笔钱,我当时确实感到害怕,害怕触犯法律。但转念一想,在我的帮助下,项目得以推进,老板是来感谢我的,不是我伸手向他要的。……我收了只要老板不去告发,也不至于有事,尤其是想到自己家庭有个残疾儿子一直寄养在远离县城的农村外婆家,一直没有在我身边,每次去探望都很困难。于是我想在乡镇所在地购地建房,方便探望,但这是需要一笔钱的,所以对陈某某、黄某某这两个老板送的钱我就收下不退还了。但心里还是忐忑的,想到这样做也是很冒险的,可是侥幸心理一次又一次地安慰着自己,为自己找理由。”(作者随记:正所谓“由廉入贪易,失足悔恨迟”。毛绍烈最终必须要为自己的“疯狂”行为埋单,多少忏悔都“无力回天”。他的行为,不仅“淋漓尽致”、“有声有色”地解读了其利欲熏心、利令智昏的贪婪本性,活脱脱地勾勒出了一个贪婪成性的贪官形象,而且也让我们真实地看清了贪官为什么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疯狂敛财的根本目的。)

  另一段是:

“现在想来,在这一时期,之所以敢于冒着巨大的违纪违法风险,迈出违纪违法的第一步,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主观上,经不起金钱的诱惑,在从来没有人送过一次1 万元那么大一笔钱,见到时从不知所措到坦然接受,使自己产生了贪念,从1 万元到2 万元到更多的受贿,一步一步地不断膨胀。同时也抱着侥幸的心理,迈上了令我追悔莫及的犯罪歧途。”(作者随记:欲望会随着钱财积聚的程度而膨胀,正同那些资本大亨的贪欲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发展一样,永不会有止境。)

  再一段是:

“2001 年下半年,当时钟山县县委书记去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县里的工作除人事外,基本都交由我处理。当时我在摆脱财政危机、招商引资办工业、处理大理石矿山提前发包、谋划钟山广场建设等方面花了不少精力,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此时的我,认为现任书记是外地人,迟早会离开钟山,我现在要做的,是为未来铺好路,全力追求政绩,为日后的升迁打基础,一句话,就是为了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我对事业上的追求已经在向权力和金钱追求转变。因此,在制定一些工作计划时出现了急于求成、违反规定等突出问题。我还在2002 年上半年的一次大会上讲,要把钟山广场建成全贺州各县最漂亮的广场。认为这是最能体现自己能力的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搞好了就有了政治资本,就可以博得下到基层群众、上到组织上的好感。”(作者随记:有些贪官,先是盯着官位的攀升,然后寻租。有些贪官,一旦有了官位,便开始寻租。毛绍烈不同,官位的攀升和寻租,两者同时并举,鱼和熊掌同时都要。毛绍烈真是贪得无厌!)

  还有一段是:

“2000 年下半年,组织上派我到广东省三门市台山市挂职学习半年。在广东挂职期间,我接触了广东挂职所在地以及珠三角部分市、区(镇)部分领导、个体老板、普通市民。这半年的挂职经历,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广东人勇于改革创新,艰苦奋斗,一切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广东一些私营企业主奢华的生活状况,深深震撼了我。那时经常听他们说起干部队伍中,特别是一些私人老板包养情人现象比较严重。后来我还去过他们家做客,其中东莞市石龙镇一名姓陈的老板还带着他的情人与我一起吃饭,将他自己的包养情况以及他所知道的情况说给我听,2001 年还叫谭玉和帮他与他情人的儿子在钟山县入户口后转往广东。总之,我对一些不正确的做法、不良风气不是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这一阶段的挂职学习形成的一些观念成为日后我在工作、生活中的一些做法的思想根源之一。”(作者随记:这是毛绍烈的一种托词。环境是可以影响人,但“修身在正其心,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毛绍烈心中“有所好乐”,因此对“广东人勇于改革创新,艰苦奋斗,一切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真经,就只“留下印象”,反而被“广东一些私营企业主奢华的生活状况”“深深震撼”。)

  尾 声

  最近,作者到了毛绍烈的老家富川县麦岭镇长广村。具有湖广特色的村庄里,没见到那种产生过一个副厅级干部应有的热闹气象,几个年迈的村民落寞地看着我们。毛绍烈的家,一把铁锁锁住了两扇木门,木门上的春联已经脱落,颇有点讽刺意味。

  在贺州市政协办公楼,作者前去探望一位老领导,顺便到了毛绍烈的办公室。那里也是一片悲凉情景:三大盆曾经茂绿的发财树枯萎焦黄,办公桌、沙发及茶几蒙上了一层灰尘,偌大的两个书柜空空如也,办公桌上摆放着一本《弟子规》……

  看着这悲凉的情景,作者心中不禁冒出“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感慨。毛绍烈正因为像亡国之君李煜一样“一晌贪欢”,以致政治生命也落得个“流水落花春去也”的结局,实在可悲!

  毛绍烈将不仅受到法律的审判,也将受到良心和道义的审判!

  有一副廉政对联说,“廉洁从政两袖清风德昭后世,贪图钱财一朝失足愧对今生”。面对即将到来的法律的严惩,毛绍烈德昭后世已经没有了可能,愧对今生才是他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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