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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律案例

原广西贺州市钟山县委书记谭玉和受贿、滥用职权被判十一年六个月

发布人:覃鹏芳     发布时间:2018-11-11

       编者语:近十年,贺州官场地震不断,贺州市委书记、副书记、副市长及各局领导不断有人落马,所不同的是有些是调任后被查,有些是在任出事,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贺州这个在广西不算发达的地级市官员频繁出事?很多人都希望有人给出答案。2017年开始,由青年法学家、中国法律策划中心主任覃鹏芳先生带队,成立专门课题组,对全国各地官员的犯罪轧迹、犯罪心理、犯罪环境、犯罪经过和犯罪手法进行研究,找出他们犯罪的特点与共性,以便为以后反腐倡廉工作提供经验和指导(希望有关机构或个人给我们提供更多有效的资料和研究线索)。
        原广西贺州市钟山县委书记谭玉和受贿、滥用职权案今日在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宣判。法院以谭玉和犯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五十万元;犯滥用职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五十万元,对其受贿
        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理查明:1993年至2010年9月,被告人谭玉和在担任广西贺县农业局副局长、局长、贺州地区农业局副局长、中共钟山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收受叶小松、贺永林等29人送给的财物,共计人民币479.1万, 美元1.8万, 港币10万,价值2.8万元的红木家俱一套以及价值2.1099万元的夏普液晶电视一台。
        此外,谭玉和在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钟山县县长、县委书记期间,违反国家关于土地出让、税务征收法律法规,滥用职权,在处理原钟山滤清器厂土地出让及钟山县新世纪广场暨商业步行街涉税事务等问题时,擅自决定降低土地出让价格、减免有关税费,造成国有土地出让金损失238.795734万元,国家税费损失342万元。
         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认为,被告人谭玉和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其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职中违规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构成滥用职权罪。归案后,谭玉和主动检举、揭发他人犯罪事实,经查证属实,有重大立功表现,可以减轻处罚;如实供述未被检察机关掌握的同种较重罪行,积极退出赃款,确有悔罪表现,可以从轻处罚。遂依法作出前述判决。
        南宁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2日作出(2012)宁铁中刑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以谭玉和犯受贿、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刑期自2010年12月8日至2022年6月7日止,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00000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3年5月30日交付执行。谭玉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减刑的法定条件,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对罪犯谭玉和减去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刑期至2021年7月7日止)。

魔影下的“黑客”——谭玉和

         当我翻阅一大摞谭玉和的案卷时,当我在自治区纪委办案组的“双规”点采访谭玉和时,我大脑的思维神经在不断地搜索、扫描、组合案卷中的各种信息,以便定义谭玉和受贿案的深层实质,定格谭玉和的角色。我为此曾辗转反侧,“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我发现在谭玉和受贿案中有一个专家们称之为“权力商品化”的魔影,发现在那个魔影的穿梭游弋下,有一个“黑客”,一个曾任钟山县委书记、姓名叫做谭玉和的“黑客”。

  现在,我要做的事情是,用我这支笔,去揭露“权力商品化”那个魔影的踪迹,还原在那个魔影下神出鬼没的“黑客”。我希望读到这篇文章的读者能和我一起透过魔影下的“黑客”,探寻反腐败的本原,探寻预防和清除党内腐败分子这些“黑客”的路径。我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思考。
好,让我们平静一下心绪,从谭玉和受贿的一封举报信开始吧!

  一、打开决口

  2010年7月3日上午,自治区纪委第三纪检监察室收到由自治区党委、自治区纪委领导批转的一封举报信,信中举报钟山县委书记谭玉和插手工程建设、买官卖官、收受红包等严重违纪问题,举报信没有署名。室主任看着举报信上自治区党委、自治区纪委领导的批字,顿感事关重大。他沉思了一会,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小何,请你和小李马上到我的办公室来。”

  几分钟后,小何和小李放下手头的工作,直接来到了室主任的办公室。室主任脸色凝重地递过那封举报信,小何和小李看着举报信上的领导批字:认真研究,认真初核。

  小何、小李和室主任对举报信作了一番认真分析研究。举报信只是说谭玉和插手工程建设、收受红包等看起来像是一些道听途说的内容,也没有具体线索,用办案人员的语言来说,是“零线索”。他们一再琢磨举报信的措词,职责的敏锐使他们感觉到,谭玉和违纪问题也并非空穴来风。

  早在十多天前,自治区公安厅刑侦总队“11.12”打黑专案组领导专程来到自治区纪委,汇报他们在侦办以“李氏三兄弟”(李如胜、李如平、李如雄)为首的钟山县涉黑团伙违法犯罪案件中,发现少部分钟山县党政领导干部及公安人员为李如雄黑恶势力提供保护伞、收受贿赂等问题,并提供了一封群众举报钟山县有关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的举报信,请求自治区纪委介入调查。

  结合公安机关提供的情况,自治区纪委领导感到事情重大,为保密、稳妥起见,决定由第三纪检监察室成立调查组,先调阅公安专案组相关案卷,视情况再作下一步打算。7月6日,三室主任带领由小何、小李,以及从贵港市、百色市纪委抽调的三名办案骨干组成的调查组,以协助自治区公安厅查处钟山县李如雄涉黑恶团伙的名义,悄悄赶赴河池环江县调阅公安机关的打黑案卷,对谭玉和的违纪违法问题开展初核。

  调查组到环江县后,利用近一星期时间把公安专案组几个铁皮柜的案卷认真看了一遍,虽然没有直接指向谭玉和受贿等严重违纪违法等问题,但调查组从中捕捉到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发现“李氏三兄弟”涉黑团伙非法控制或转卖近百宗土地,面积近千亩,涉案金额达数千万元以上。据此,调查组分析认为,李如雄涉黑团伙能够在钟山县这个地方以暴力手段非法控制国有土地一级出让市场长达近十年时间,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特别是国土部门配合,是不可能做得到的,而这十年正是谭玉和在钟山县任县长、县委书记的时间,他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调查组兵分三路,分别到河池市、环江县、南丹县、罗城县等地的看守所提审已被拘捕的钟山县黑恶势力头目李如雄,其二哥李如平、妹夫杨文光、胡某、杨某等犯罪嫌疑人,暗中挖掘谭玉和违纪违法线索。涉案人员举报谭玉和滥用职权,擅自为钟山县滨江花园小区减免建设配套费等问题,举报材料只有聊聊数语,字数不多,但调查组人员如获至宝,感觉捕捉到了一点蛛丝马迹。

  两个多星期后,调查组转至钟山县,协调公安机关查封被“李氏三兄弟”涉黑团伙霸占的钟山县相关宗地的档案,秘密调阅了滨江花园小区项目的地籍档案,发现钟山县国土资源局在国土出让和工程项目的“招拍挂”过程中,存在大量失职渎职问题,而这些问题大多牵连到谭玉和。特别是贺州市东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贺文(化名),在钟山县滨江花园国有土地出让、交易中与谭玉和的联系密切,应该是一条“大鱼”!

  经自治区纪委领导同意,调查组商请自治区检察院派出一名有丰富办案经验的侦查员参加初核工作。调查组的行动引起了谭玉和的警觉。2010年8月初,一向自炫为谭玉和老乡、是谭玉和的人的贺文在谭玉和的授意下,以探亲之名悄然出境,逃到澳大利亚避风。
贺文外逃了!这个情况令调查组猝不及防,也引起调查组的重大关注。一个拘捕贺文的计划随之秘密展开。

  虽然溜了一条“大鱼”,调查组并不为此泄气,而是继续在钟山县搜集相关文件资料,就在谭玉和眼皮底下开展工作。通过分析搜集到的大量政府文件、项目材料,调查组分析认为,钟山县国有土地出让过程中出现这么多问题,县国土资源局原局长贺永林负有不可推卸责任,他不但是涉案人员之一,也应该是关键的知情人。2009年自治区纪委在调查贺州市国土局局长黄超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过程中,就发现贺永林贪污公款20多万元的问题,之后贺永林被贺州市纪委、市检察院立案查处。于是调查组决定重新提审贺永林,从他身上打开决口。

  事有凑巧。2010年9月6日,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原贺永林犯受贿罪判处8年徒刑。第二天,调查组直奔关押贺永林的昭平县看守所。在提审贺永林中,他不但交待了收受他人巨额贿赂问题,还交待其为得到提拔重用而先后送给谭玉和70多万元人民币等问题。

  转转折折,虚虚实实,决口打开了!自治区纪委领导听了案情进展汇报后,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二、贺文归案

  按照自治区纪委领导的指示,调查组要继续找李氏三兄弟犯罪团伙深挖谭玉和的受贿等严重违纪问题。

  先找“李氏三兄弟”的老三李如雄。此时的李如雄已被公安机关拘捕近半年时间,关押在天峨县看守所里。为让李如雄彻底问题,调查组动了一番脑筋,10月4日,“十一”假期还未结束,调查组就提前集结,驱车赶赴钟山,对李氏三兄弟的家庭成员情况进行接触了解,对他们有了一个鲜活的感性认识。之后,调查组直接从钟山赶到天峨县提审李如雄。经过十多天的攻心斗智较量和耐心说服教育,李如雄交代了其向钟山县一些党政领导、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行贿的问题,初战告捷。之后,调查组顾不上休息,再返回环江县提审“李氏三兄弟”的老大李如胜。

  此时已经是2010年10月19日。曾任钟山县国税局局长的李如胜还算配合。他说逢年过节,他都送钱给谭玉和,几年下来共送给谭玉和30多万元人民币。他还交代,谭玉和以各种名目在县国税局报销了30多万元。

  就在调查组发现谭玉和有受贿严重违纪问题时,2010年10月18日晚上11点半左右,意外得到了“贺文已被控制”的喜讯!调查组如获至宝,连夜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对贺文的谈话调查工作。原来,贺文在钟山县由于得到谭玉和的庇护,既搞房地产开发和承包工程项目建设,也搞加油站建设,他正在钟山县投资建设一个东海加油站。2010年8月16日,已经在澳大利亚避风的贺文接到家里人的电话,说加油站投资贷款已到期,需要他回来处理,否则银行不再给予贷款。贺文很不情愿回国,但家里人一再哀求,他不回来处理损失就太大了,他不得不硬着头皮潜回国内。

  8月18日,贺文忐忑不安地从澳大利亚飞回香港,当天从深圳口岸入境。他自以为从香港转到深圳再潜回贺州,神不知鬼不觉,一两天办完事后又再飞出境,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的。但令贺文意想不到的是,他一入境就被警方扣留……

  2010年10月19日下午。谭玉和在县委会议里,正在向自治区纪委领导汇报工作,忽然他的手机响了。他一看手机上的电话号码,心猛地一跳,赶紧离开座位,到会议室外接那个电话。电话那头传来沮丧的声调:“贺文被抓了。”好长一会时间,他才回到会议室,与会人员看见他脸色苍白,两眼呆滞,一副忐忑不安的神色。

  第二天一早,谭玉和自己开车赶回贺州市八步区建设路的老家。他从母亲的衣柜里翻出他原先藏着的一个小钱包,先摸了摸,不放心,拉开来看,那几张字条(即贺文写给他的“借条”)都在。

  他从二楼客厅的屋角里拿出一个铁皮垃圾铲,从那个小钱包里抽出七八张纸片,看了看,放在铁皮垃圾铲里。然后,他点燃打火机,借着打火机摇曳的火苗,点燃那几张纸片。一瞬间,那几张纸片被烧成了灰烬。此时,他阴沉的脸上闪过一丝只有他才体会得到的冷笑……

  谭玉和愚蠢地认为,烧毁了贺文那些暗藏玄机的“借条”,就平安无事了。自此之后的那些天,心中有鬼的他眼神虽然虚无缥缈,但处处装着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几乎每天晚上,他都在县迎宾馆里若无其事地跟人喝茶,聊天。多年的官场历练,使他嗅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气氛,他在静观其变。

  “其变”很快到来。调查组根据前期李如雄等人的交代情况,掌握了一个重要情况:现任钟山县国土资源局局长罗海生、副局长韦福斌、土地利用股股长何平三人有受贿、失职渎职的重大嫌疑,必须对此三人立案调查,方彻底能搞清钟山县土地出让的黑幕。事不宜迟!2010年11月1日,调查组按照自治区纪委领导的指示,协调检察机关、公安机关“11.12”专案组分别对罗海生、韦福斌、何平三人同时立案调查,并采取强制措施。在控制罗海生等3人之后,调查组为稳住和麻痹谭玉和,故意来到他的办公室,向他通报了专案组的行动情况和罗海生等人的违纪违法问题。罗海生到案后,自知罪责难逃,很快交代了他为当上钟山县国土局局长而送给谭玉和13.2万元人民币的问题,同时交待了其从2008年下半年担任国土局局长之后在短短2年时间收受他人钱款80余万元的问题。在交待完所有问题之后,罗海生面对办案人员,长叹了一口气:“想不到我这头猪还没有养大,就被你们宰杀了!”

  2010年11月22日,自治区纪委常委听了调查组关于谭玉和涉嫌受贿受贿、失职渎职等严重违纪情况的汇报后,研究决定:对谭玉和立案调查,并对其使用“两规”措施。

  这个决定非常果断、及时。再过两天,就是周末。谭玉和正打算利用这个周末到广州参加一个玉石展。万一错过时机,或者走露风声,后果不堪设想。

  11月22日晚8时,谭玉和在钟山县迎宾馆的翡翠包厢里吃完“最后一个晚餐”后,自治区调查组向他宣布了自治区纪委常委关于对他实行“两规”的决定,并连夜将谭玉和带回南宁……

  由此,谭玉和受贿案就像剥笋似的一层层被剥开。

三、曾是经商人

  1981年8月的一天早晨,刚满19岁的谭玉和迈着那双很稚嫩但很有活力的脚,从他的老家——当时的贺县鹅塘镇新塘村出发,向离县城最远的南乡镇走去。他从梧州地区农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当技术员。

  这时的谭玉和,脸上泛着红光,那双小眼睛也很有亮光。这种亮光,一半是因为青春年少,一半是因为特有的自豪感。时隔29年后的2010年12月3日,在“双规”点给自治区纪委办案组写《我的深刻检查》时,沉重的忏悔还掩盖不住那时的自豪:

  1979年,我考进了梧州地区农校,成为我们村里解放以来第一个通过考试跳出农门的人。当时心里的那种自豪感现在想起来还真是一种美好的回忆。家人就别说有多高兴了,特别是母亲,那段日子,我经常看见她老人家脸上露出平时少有的笑容。……

  谭玉和到南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城乡涌起一股全民经商的潮流。南乡镇离县城远,离广东很近,而广东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谭玉和这样描述当时的体验:

  由于我的人缘好,镇供销社的老大哥们拉木头去广东做生意时,经常带上我到广东走走看看。我是个细心、勤快的人,这段经历使我开了眼界,积累了经验。

  这段经历,在谭玉和的人生道路上影响深远。才20岁左右的谭玉和在这段经历中悟出了经商致富的人生经验,成为他未来人生的一种理念,一种追求:

  如果说我在南乡镇工作的三年时间对经商只是入门的话,那么1984年我调回鹅塘镇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后,才是我搞经商活动的开始。从1984年到1988年的五年时间里,我在立足做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工作的同时,从为农民提供方便的角度,办起了农药、化肥、种子等农用物资经营门市部,为农民提供优质、价廉的农用物资,深受农民欢迎,经营越做越红火,名气也越来越大,多次受到县农业局领导的表扬。1988年县农业局把我调回局里组建农业服务公司。经过四年时间的艰苦创业,我把服务公司经营得有声有色,每年为全局干部职工提供较多的福利。

  这段话正是谭玉和经营有道、经商有为的自我评述,其中自我陶醉的喜悦溢于言表。

  多年以后,谭玉和由“领导的表扬”到一步步、一级级提拔为领导干部,一些知道谭玉和底细的人都说他是经商人,有商品经济头脑。可悲的是,谭玉和的商品经济头脑,为日后他的权力商品化埋下了祸根。

  四、经理人

  改革开放,万象纷呈。1992年,中共十四大决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时间,市场经济的现实以很大的陌生形态呈现在中国大众的面前,人们以空前的热望和冲动走向市场,去寻找在他们看来可以发财致富的商机。

  贺文(化名),是和谭玉和同村比谭玉和大6岁的农民,凭着对改革开放自由宽松政策的感觉,走进了贺县县城八步镇,开始了他的市场闯荡。他在农村收购贺县有名的土特产——马蹄,然后拉到广东贩卖。也算他走运,一个连初中都没读过的农民凭着他的大胆和精明,居然每每有薄利小赚,成了村里的小富之家。每次薄利小赚带来的喜悦,像划亮了一根火柴,点燃贺文心中发大财的欲望。但他毕竟是个农民,每次踌躇满志之后,总是发现自己的草根浅薄,力不从心。

  就在贺文想发大财而不能时,比他小6岁的同村人谭玉和在官场开始发迹。1993年12月,谭玉和由于把县农业局农业服务公司“经营得有声有色”,被提拔为县农业局副局长兼县种子公司的经理。别看谭玉和这个“副局长”在行政级别上只是个副科级,但毕竟带了个“长”字,这就意味着谭玉和手中有了官场上的行政权、话语权,在鹅塘镇新塘村算得上是史无前例的“官员之家”。

  当了县农业局副局长兼种子公司经理的谭玉和,集官商于一身,他开始谋划,如何利用自己身上的官商结构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左右逢源。县种子公司,他是经理,是经商的正道,自然是胸有成竹。如何利用他这个“副局长”手中的行政权、话语权经商谋利?他要找个经理人、代言人。这个人将是谁呢?

  寻寻觅觅,某个灯火阑珊处,谭玉和与贺文觥筹交错中,各怀发财灵犀,中间互有所求,大有相见恨晚之慨。

  谭玉和这样描述他对贺文的印象:“从这个时期开始,我与贺文交往多了起来。经过多方了解和自己平时对他的观察,感觉贺文是个为人比较实在,做事比较认真的人。”

  贺文则是“觥筹醉里赖君饶”,也认定了谭玉和的可依可赖:“我和谭玉和是同村人,他知道我是实在人,也信得过我。”

  臭味相投,互相利用。从此两人之间的权钱交易在一种同村人的默契中开通了。

  谭玉和在他的《我的深刻检查》中写道:“从此,我与贺文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我在局班子会上把种子公司的一些工程推荐给贺文做。这一时期,我能说了算的工程项目都推荐给贺文做。贺文为了感谢我,更重要的是想今后从我这里得到更多的工程项目,开始给我送钱。”

  这是贺文的交代——

  1995年下半年,通过谭玉和提供信息,我做了贺县八步镇排洪河工程门面。这个工程是属于农业局管的,但农业局并没有投资,我一共做了80间门面,其中55间是抵给我的工程款,25间上交农业局……我为了感谢谭玉和提供信息,送了两间门面给谭玉和,目前他还在出租。我送给谭玉和的那两间门面,当时每间价值3万元人民币,一共折合人民币6万元。

  1997年下半年,谭玉和把贺县种子公司冷库土建及围墙工程给我做,工程造价120万元。这是我从谭玉和手中得到的第一个工程项目。工程做完后,我约谭玉和吃饭,在吃完饭送谭回家的路上,我送了6万元人民币给他。

  1998年上半年,谭玉和让我做了他管辖范围的仁义镇农机站办公楼工程,工程造价90万元左右。过后,我约谭玉和吃饭,在吃完饭后送谭玉和回家的路上,我用塑料袋装了5万元人民币送给他。

  1999年上半年,谭玉和把贺县种子公司仓库土建工程给我做,工程造价150万元。过后,我约谭玉和吃饭,在饭后送谭回家的车上我送了7万元给他。

  2000年上半年,谭玉和把贺县黄田镇农机站办公楼土建工程给我做,工程造价60万元。过后,我也是请谭玉和吃饭,在饭后送谭玉和回家的车上,我送了3万元人民币给他。

  以上是谭玉和在贺县农业局任职时我送给他的好处费,一共是21万元人民币,两间价值6万元的门面。

  请读者注意,这只是“谭玉和在贺县农业局任职时”的两人交易。这个时期的谭玉和还只是县农业局的副局长、局长,官衔小,级别低,所批工程大都是小项目、小投资,但21万元人民币和两间价值6万元的门面,当时对他这个小官来说已经让他惊喜莫名。也正是这21万元人民币和两间价值6万元的门面,使他看到了权力的含金量,贪欲也随之迅速膨胀。

  接着下来的两年,即2001至2002年,谭玉和被调到钟山县当了个挂职的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官衔是大了,但没有什么实权。他和贺文的权钱交易也就进入一个空白的区间。

  2002年的10月,谭玉和终于去掉了那个令他难堪的“代”字,被钟山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为县长。

  “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谭玉和当选钟山县县长,特别是2006年6月,谭玉和被中共钟山县第十三次党代会选为县委书记后,大权在握,利用贺文,在权力商品化的阴暗地带猖狂地吞噬本为人民群众共同享受的改革开放成果。

  贺文交代:“谭玉和当钟山县县长、县委书记期间给了我不少工程项目做。谭玉和在贺县当农业局局长的时候,工程管理比较乱,不用搞什么招投标,他决定给我做就给我做了。他当钟山县县长、县委书记后,各种制度健全了,好多工程项目都要招投标,拿地要搞招拍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工程项目,谭玉和一般都会事先通知我,给我提供信息,然后安排好让我去找主管的领导把工程项目操作给我。”

  贺文在这些工程项目中获利多少,外人难以估量。据贺文自己的估算,他现在的总资产已达近亿元人民币。获取了巨额利润贺文自然忘不了谭玉和的操作之恩。贺文交代:“为感谢谭玉和在上述项目给予的关照,2007年至2010年间,我送给谭玉和的好处费一共是181万元人民币,1.4万美元,两间价值6万元的门面。”

  然而,贺文在谭玉和所操作的工程项目中,获利数千万元人民币,两者相比,谭玉和分得了小小的一杯羹。拿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拿自己的政治生命,拿一家人的幸福,去换取不法分子手中的一杯羹,实在是得不偿失。

  五、“互联网”

  别看谭玉和是农家出身,也别看他在农校学的是农业技术,经过多年的官场历练,他对政治上的权力学已然自通,而且,他对“权力”与“利润”的互通互换、相辅相成有着独特的隐秘领悟和超人的病态追求。

  现在风靡全球、应用广泛的互联网,其科技定义是由多个计算机网络相互连接而成。互联网就是能够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参与的互动平台。互联网给我们的现实生活带来很大的方便。

  我这里写的“互联网”,是加上引号的,专指谭玉和在钟山官场营造的权力“互联网”。谭玉和知道,要实现“权力”与“利润”的交换效益,首先得有自己的权力场,或者叫权力“互联网”。

  科技上的互联网,是要有两台计算机或者是两台以上的计算机终端、客户端、服务端,通过计算机信息技术的手段互相联系起来的结果。谭玉和要营造自己权力上的“互联网”,当然一己难成,他要结交有用、可用之人。

  那么,谭玉和在钟山的官场上网罗了哪些有用、可用之人呢?

  县里的常务副县长是个重要人物,在谭玉和看来,在他的“互联网”中是不可或缺的。谭玉和当县长后,就把原常务副县长邱时暖网罗进“他的人”,他当了县委书记后,邱时暖还是“他的人”。谭玉和坦白:“我跟他的关系还可以,他对我的工作还是比较支持配合的。我布置的工作他都能很好地落实。有些事,我交代他后,由他按我的意图拍板决定。”虽然谭玉和有意淡化他跟邱时暖的关系,但从他说的“支持配合”“很好落实”“按我的意图拍板决定”,可以想象得出,谭玉和跟邱时暖关系非同一般。

  县国土资源局“是政府的一个大部门,局长权力大,油水也比较多”(钟山县国土资源局原局长罗海生语),而局长是个实权人物,谭玉和当然看重。

  钟山县国土资源局原局长贺永林,是在谭玉和当县长之前就担任了这个局长职务。但谭玉和认为,贺永林是前任县长的人,不一定买他的账,而且一时半会,还不能换掉贺永林。

  怎么把贺永林“网”进“他的人”呢?谭玉和煞费苦心。先是耍淫威。在一些有县直部门机关负责人参加的会上,谭玉和借故不点名地批评贺永林,给他颜色看,使他脸面难堪,无地自容。接着发出换人信号。谭玉和明里暗里放风,要换掉贺永林这个国土资源局局长之职,使贺永林感到有被免掉和被调离的危险。等到贺永林为保住现职频频请谭玉和吃饭,隔三差五给他送钱后,谭玉和又封官许愿拉拢。

  贺永林交代:“我找机会请谭玉和吃饭,给他送钱。随着关系的不断改善,他时不时暗示帮我解决级别上的问题,提个副处级……谭玉和在一些场合表示,想办法帮我解决副处级别问题,提个县政协副主席或人大副主任之类,绝对没有问题。”

  如此这般,贺永林就成了谭玉和的人。这个贺永林,在谭玉和的权力“互联网”中,和谭玉和狼狈为奸,肆意妄为,贪婪受贿,挪用公款。2008年8月,在他调到贺州市国土资源局平桂区分局任局长后不久,便被贺州市纪委实行“两规”。2010年7月,贺永林被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一审以犯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

  贺永林被调到贺州市国土资源局平桂区分局任局长后,钟山县国土资源局局长这个位置空缺,由谁来填空呢?原副局长应是不二人选。但谭玉和此时考虑的不是罗海生的德才是否合格,而是罗海生能否成为自己的人。几番试探之后,谭玉和觉得罗海生这个人在提拔上有求于他,是个可以利用的人。当贺州市国土资源局领导征求谭玉和的意见时,谭玉和说,他“极力推荐并同意提拔”。

  果然,罗海生被提拔后不久,便主动投奔谭玉和的麾下。2008年离中秋节还有10天,罗海生急不可待地到谭玉和的办公室,给谭玉和送上了一万元,以示效忠。

  在谭玉和的权力“互联网”中,有弄权者,如邱时暖、贺永林、罗海生之类,有溜须拍马者,鞍前马后者等等。

  这是贺文的交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贺文在这个交代中所提到的单位和人名,在这里有的作了文字处理):

  我还向你们反映一件事情,谭玉和与钟山县某单位的某某关系非常好,谭玉和去云南、北京、广东都带着某某,由某某负责有关费用。钟山县某局长、原某委主任、国土局长罗海生、原常务副县长邱时暖都是谭玉和的人,他们私下关系非常好。……

  就是这伙“谭玉和的人”,使谭玉和得以在钟山县的权权交易和权钱交易中呼风唤雨,左右逢源。这伙“谭玉和的人”,在谭玉和的权力“互联网”中,和谭玉和狼狈为奸,肆意妄为,受贿,贪污,挪用公款。

  令谭玉和和这伙“谭玉和的人”想不到的是,他们的狼狈为奸,肆意妄为,为日后的拔出萝卜带出泥,为日后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埋下了“定时炸弹”……

六、呼风唤雨

    有了一帮谭玉和自己的人,谭玉和在钟山县的权力场中如愿以偿地呼风唤雨,为所欲为。

    贺永林,钟山县国土局原局长,迫于谭玉和的权力淫威,很快就范于谭玉和的权力麾下,任由驱使。

    钟山西路有个加油站,是谭玉和的老乡贺文(化名)私营。这个加油站,就是谭玉和指使贺永林帮征地出让的。

    2004年秋的一天,谭玉和把贺永林叫到他的办公室,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对贺永林说,他有一个老乡叫贺文,想在钟山西路五金厂宿舍前面那里搞一个加油站,问贺永林可不可以。贺永林哪敢说不?谭玉和进而交代贺永林,用地价格要低,二是办证要快。

    贺永林回到国土局,即叫分管的副局长去把这块地征回来,以挂牌方式出让给贺文。贺文很快在钟山西路建成一个加油站,挂牌营业。

    贺文开发滨江花园,更见谭玉和呼风唤雨的淫威。

    滨江花园,先是由广东深圳老板简某和云南老板龙某找谭玉和要下来的工程项目。谭玉和觉得这个项目有利润,就把贺文拉进去一起做。贺文对谭玉和的用意心知肚明,很快就和简某、龙某一起成立了“钟山洁美投资公司”,共同开发滨江花园。

    2006年,到了年底了,贺永林在忙着年底的各种应酬。一天下午,快下班了,他正准备出门去赴宴,谭玉和打来电话,叫他马上到谭玉和的办公室。贺永林一进谭玉和的办公室,就看见谭玉和办公桌上摆了一张规划图。谭玉和指着规划图上的一个住宅区,说贺文想搞这个项目,问贺永林怎么样。

    “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把这个项目给贺文他们做,而且土地出让价格一定要能低就低。”谭玉和又是用那种不容置疑的口气对贺永林说。贺永林当时想,这么做是违法违规的,而且按照国有土地出让走招拍挂的程序,贺文不一定能拿到那块土地,但谭玉和发话了,只能照办。贺永林表态说,“一定要落实谭老板的指示。”

    回到国土局后,贺永林马上找来国土利用股的负责人,把谭玉和的意思如此这般强调了一番,要他在评估的时候尽量压低价格。

    为了实现谭玉和的意图,在拍卖中一定要让贺文取得那宗土地,拍卖也只是走走过场。贺永林交代办证大厅的某某,让她跟贺永林熟悉的广西宝锤拍卖公司的曾某某联系,说这是谭书记的朋友想要的,要他关照一下。但广西宝锤拍卖公司第一次竞拍没有成功,原因是贺文因有其他急事没有去参加竞拍。贺永林知道后马上打电话给谭玉和,谭玉和劈头盖脸骂了贺永林一顿:“你怎么搞的?这个事情都办不好!不是讲清楚了吗?”贺永林只得忍气吞声地说:“这次失误了重新公告一次,叫贺文去办就行了。”谭玉和下命令似的叫贺永林马上重新操办。贺永林要求下属一定要在评估和拍卖环节做到万无一失。

    重新操办的结果是,贺文所在的洁美公司以700多万元的价格拿下了滨江花园东西两侧20000多平方米的两宗土地。

    20000多平方米的两宗土地,才700多万元,价格太低了,与当时的市场价格不符。贺永林怕出事,更怕出事后谭玉和怪罪于他,于是让业务部门在办证的时候想了个办法,东侧这宗地共12000多平方米,但只按建筑占地面积5000多平方米来办理土地使用证,公共道路和绿化不计算在出让面积之内,这样一来就显得单价高多了。谭玉和知道后,满意地对贺永林说:“这还差不多。”

    2006年是农历丙戌年,有2个立春,俗称双春年,那些会算八卦的人说,这年的财运旺得不得了,不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就可以轻松地把钱赚回家。在谭玉和的操作下,贺文在开发滨江公园中得了大便宜,又想在河东搞一个加油站。

    谭玉和打电话叫贺永林去他办公室,说贺文想在河东搞一个加油站。贺永林心领神会,对谭玉和说建设规划那边应该没有问题。谭玉和叫贺永林把地价压低,并尽快办证。几天后,贺永林把审批地图拿到谭玉和的办公室,谭玉和亲自划定加油站的用地面积。之后,贺永林按程序给建设部门出规划意见报钟山县政府。

    在钟山县政府审批的过程中,河东有一个旧加油站的女老板找到贺永林,说想要那块地,贺永林如实告诉她,这块地是贺文看上了,她也可以来竞拍。这个女老板一听是贺文要的地,马上说:书记的老乡看上的地,就算我拍得也会遇上各种麻烦。后来她就没有参与竞拍,只有贺文一个人摘牌,贺文不费吹灰之力取得了那块土地使用权。

    这个小插曲,可见谭玉和呼风唤雨的权力淫威。

    正是在谭玉和呼风唤雨的权力淫威下,贺文在钟山县的开发左右逢源。他说——

    钟山县滨江路的河堤工程,谭玉和叫我去找钟山县常务副县长,通过他的操作就把那个工程给我了。

    钟山县一中的教学楼土建工程,谭玉和叫去找当时的教育局局长,由他出面操作把工程给我做。


    垃圾填埋场工程是谭玉和先跟建设局局长联系好了,叫我去找他,由他操作给我做的。


    我所做的很多工程项目都是需要经过招投标的,这些招投标表面上看起来都是符合法律程序的,但实际上是操作给我做的。比如垃圾填埋场工程需要好几个公司去投标,我就找几个公司去投标,由我来操作,我想要哪家公司中标的就把那家公司的标书搞好一点,其他公司搞差一点,好的那一家就中了。垃圾填埋场工程就是我挂靠的桂林的一家公司中标,实际上是我在做。谭玉和只要想把工程项目给我做,后面的工作就都是走走形式而已,他早就安排好他的手下帮我操作了。

    有谭玉和的帮操作,贺文真的不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就可以轻松地大把赚钱,谭玉和也就从中捞一把。

    七、权力入股

    “由于我和谭玉和的关系比较好,他担任贺县农业局局长后,我就去找他要工程做,我和他说,以后赚了钱我会考虑。我虽然没有说明要给谭玉和好处,他还是能听出我的意思。从那以后,他的管辖范围有工程项目,他就会告诉我,让我去做。我得到工程项目后,一般会按照标的的5%左右给谭玉和好处费。”

    好一个“按照标的的5%左右给谭玉和好处费”!这是贺文与谭玉和之间心照不宣的一种契约,这也是谭玉和以更加隐蔽的一种方式实施权钱交易。

    以往贪官之“贪”,大多表现得赤裸裸,收人钱财,替人谋利。这种交易往往过于直接,一眼便可看出是受贿。谭玉和狡猾过人之处就是他从以往贪官的覆辙中吸取了教训,在他这里,权与钱的交易则经过了“转型升级”,以权力入股,看不见的权力成了股份,享受“分红”。

    2005年,广东佛山的一个陈老板在钟山县同古镇接手开采经营高岭土矿。由于人生地不熟,他一接手开采,当地的一些村民时不时来偷挖甚至强抢,陈老板的运矿车也常常被当地村民拦路收费。无奈之下,陈老板找到了时任县长的谭玉和。

    谭玉和知道开矿利润的空间很大,他想从中捞点,先虚晃一枪:“陈老板,我介绍当地的一个朋友和你一起合伙开采高岭土矿,这样好协调当地的群众。”

“县长,这样是好协调一点,但是万一出了事故不好处理。”陈老板委婉地拒绝了谭玉和合伙开采的动议。看见谭玉和一脸的不高兴,陈老板想了想,接着说:“这样吧!我的矿每出一吨给你一元钱。你负责组织有关部门整顿矿山秩序,维护矿山正常开采、运输。”

    谭玉和听陈老板这样一说,脸上即时“阴转晴”:“好!”

    “一吨一元钱。”这个“好”字值千金!这以后,陈老板的矿山一有盗抢和拦路收费问题,陈老板即去找谭玉和。谭玉和一个电话,县国土局、公安局、安监局,还有同古镇政府等,或分头或联合到矿山打击村民盗抢和拦路收费行为,整顿矿山秩序,确保陈老板的矿山顺利开采。

    这是钟山县国土资源局原局长贺永林的交代:“我记得谭玉和打电话跟我说过三四次给陈老板开采高岭土矿的事。有一次是我去谭玉和的办公室汇报工作时,谭玉和专门过问陈老板开采同古高岭土矿的事,要求我多给陈老板关照。……每次谭玉和都要求我们县国土局及时处理纠纷,整顿和维护陈老板的矿山秩序,确保能顺利开采。”

    只要陈老板的矿山顺利开采,谭玉和就能按“一吨一元钱”的契约坐收渔利。

    每隔3个月或半年,陈老板就按矿山生产的吨数,给谭玉和送上五六万元的分红,有一次送了12万元。几年下来,谭玉和共收了陈老板的分红70万元人民币。

    由贺文的“5%”到陈老板的“一吨一元钱”,谭玉和深谙权力运作的路径,并本着“等价交换”的市场理念,精心经营着花翎下的权力,以权力入股分红。在这方面,不能不说,谭玉和是权力寻租、钱权交易的“高手”。

八、“肥缺”与“外快”

    谭玉和在利用自己的“经理人”经商、建立权力“互联网”、利用权力入股的同时,自然忘不了利用他手中的人事权掌控一些人的保官晋级,从中收取“外快”。
据谭玉和在被自治区纪委实行“两规”中的交代,他在任县长和县委书记期间,收取了县直机关单位一些现职干部的“红包”200多万元人民币。这些现职干部中,有的保住了官位,有的得了晋级,有的家属得了肥缺。

    在谭玉和把政时的钟山县,一股要保官晋级安排家属就要讨好谭玉和的浊流暗中涌动。国土资源局原局长罗海生的话可说是浊流涌动的源头。他这样说:
“我送给谭玉和11.2万人民币、一张2万元的购物卡,第一个原因是感谢谭玉和对我的提拔,我从钟山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提拔为局长,要是没有谭玉和的支持和同意,我是当不了局长的。我为了表示对谭玉和的感谢,就送钱给谭。

    “第二个原因是,我想保住国土局长这个位置。国土资源局是县政府的一个大部门,局长权力大,油水比较多。而谭是县委书记,他拥有最终的人事决定权,如果我不送钱给他,和他拉近关系,他随时可以撤了我这个国土局局长,所以我要送钱给谭玉和,保住局长这个位子。

    “第三个原因是,我想得到谭玉和的继续提拔。

    “第四个原因是,谭玉和这个人大家都知道是比较贪的,其他部门的领导都送钱给他,我不送的话,他肯定对我有意见,对我以后的工作和提拔都不利。”
无独有偶。罗海生的前任贺永林也是通过送钱给谭玉和才得以保官的。

    县国土资源局局长,这位置是个大肥差。怎样在这个大肥差上捞到“外快”,谭玉和动了点脑子,施了点伎俩。

    2002年,谭玉和刚当上县长时,贺永林已经任了两三年的县国土资源局局长。这个贺永林,谭玉和认为他是前任领导的人,他利用各种正式的非正式的场合发出信号:换掉贺永林。等贺永林知道他的位子朝不保夕之后,谭玉和再施以“怀柔”:时不时暗示贺永林帮他解决级别上的问题,提个副处级。

    “为了保住我这个国土资源局局长的位置,甚至想得到提拔,更上一个台阶,我分多次送了39万元人民币给谭玉和。另外,为解决我老婆和小舅子的行政级别问题,我还送了2万元人民币给他。”

    贺永林对办案人员坦白说了这段话后,还如实交代——

    “2003年春节前的一天,我用牛皮纸信封装了1万元人民币去到谭玉和的办公室。我坐在他对面,跟他聊了一些工作上的事,然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装有1万元人民币的信封放在谭的办公桌上,对他说:‘春节快到了,我就不买其他东西了,提前给你拜年了!’谭玉和假惺惺地说:‘没有必要这么搞吧?’我说小意思,不成敬意。我看他办公桌上有好多文件夹,我拿其中一个把装有钱的信封盖住就走了。

    “2004年春节前的一天,我用牛皮纸信封装了1万元人民币送到谭玉和的办公室给他。

    “2004年中秋节前的一天,我用牛皮纸信封装了1万元人民币送去谭玉和的办公室给他。

    “2005年春节前的一天,我用牛皮纸信封装了1万元人民币送到谭玉和的办公室给他。

    “2005年中秋节前的一天,我用牛皮纸信封装了1万元人民币送到谭玉和的办公室给他。

    “2006年春节前的一天,我用牛皮纸信封装了2万元人民币送到谭玉和的办公室给他。

   “2006年中秋节前的一天,我用牛皮纸信封装了1万元人民币送到谭玉和的办公室给他。

    “2007年春节前的一天,我用牛皮纸信封装了2万元人民币送到谭玉和的办公室给他。

    “2007年中秋节前的一天,我用牛皮纸信封装了1万元人民币送到谭玉和的办公室给他。

    “2008年春节前的一天,我用牛皮纸信封装了2万元人民币送到谭玉和的办公室给他。

    “以上就是我利用中国传统节日的机会送钱给谭玉和的情况。一共是14万元人民币。

    “每年过年过节送钱给他的情景都差不多,但有时他看到我送钱给他时说的话不太一样,有时候说:还这样搞干什么?也有时候说:不必这么客气的。有时候他还粗俗地骂一句:我屌,还搞这种!”

    在传统节日给谭玉和送钱就能保官晋级了吗?对谭玉和的贪欲心知肚明的贺永林,为了自己能保官晋级还得不断进贡。

    2003年6月的一个周末,贺永林探明谭玉和回到贺州市八步区的家,就约谭玉和在贺州市八步区某饭店吃野味。谭玉和知道贺永林请吃饭的“含金量”,爽快应约。

    贺永林请吃的这餐饭确实有“含金量”。他事先准备了13万元人民币,面额都是100元的,先用报纸包好再放进一个黑色塑料袋,放在汽车后备箱里。觥筹交错之中,贺永林很恰到其时地走到谭玉和的身边,对着谭玉和耳语:“有点东西要放在你的车上,你把你的汽车钥匙给我一下。”谭玉和知道其中有戏,很大方地掏出自家的汽车钥匙交给了贺永林。贺永林快步走到他的车上拿出那个装有13万元人民币的黑色塑料袋,然后打开谭玉和的座驾,放到副驾驶座放脚那个地方。放好钱后,贺永林又回到饭店继续和谭玉和喝酒……

    这是贺永林交代的送钱给谭玉和数额最多的一次。贺永林这一次送钱和每年过年过节送的钱,也许更刺激了谭玉和的贪欲,也许谭玉和觉得在贺永林这里有搞头,贺永林越送钱,谭玉和越是拿保官晋级作钓饵,不断地吊贺永林的胃口。

    贺永林说:“利用节日送钱给谭玉和虽然也表达了我的心意,但还是远远不够的。谭玉和这个人不同于其他领导,钱不送到位我的位置可能就有危险,工作就不会那么顺畅。于是我又找机会送了12万元人民币给他。”

    贺永林也有他自己的贪求。贺永林的老婆在钟山县某县直单位工作,但没有上“科”。还有个小舅子,在钟山县某县直单位任副职。贺永林曾经多次对谭玉和说过,想为老婆解决副主任科员,小舅子解决正科级。虽然送了那么多次钱,但是一直没有解决。

    2008年11月份的一天晚上,贺永林逮着了一个机会:和谭玉和驱车从贺州市的八步区回钟山县。在车上贺永林不失时机地跟谭玉和说了老婆和小舅子提级的事情,谭玉和很畅快地说:“不就是解决一个级别嘛,我帮你处理就是了,搞定!”

    那天晚上到钟山县城后,贺永林又陪谭玉和到县迎宾馆喝茶。在进入迎宾馆的台阶上,贺永林拿出事先准备好的2万元人民币塞进他的上衣内袋,说:“这2万元你拿着吧。”谭玉和收下后愉快地说:“去喝茶,去喝茶。”

    “天有不测风云”,或者说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随着贺永林的受贿案在2008年被告发,两年后谭玉和被自治区纪委实行“双规”,贺永林的保官晋级以及他的老婆和小舅子提级的美梦彻底地破灭,他前前后后送给谭玉和的41万元人民币也就随之打了水漂!

    九、以权力作诱饵

    2008年农历大年三十的前一天,谭玉和早早就回到八步区自己的家里“守株待兔”——等着各方进贡。

    还真有进贡的人。中直某筑路单位的一个副职带着几个人来给谭玉和的母亲拜个早年。

    那天上午,谭玉和领着来人到他母亲住的八步区旺角小区。一番寒暄之后,那个副职拿出一个“红包”塞给谭玉和的母亲。谭玉和的母亲一再推让,那个副职还是硬塞,谭玉和的母亲只好拿住。等那些人走了,谭玉和和母亲一起抽出“红包”里面的钱,一数整整1万元。

    “给人家送回去。”谭玉和母亲以一种严正的口气对谭玉和说。

    “好,好。”谭玉和诺诺。

    但是,年过了,这1万元的“红包”并没有送回去,谭玉和背着母亲把这1万元放进自己的钱柜里了。

    这以后的第二年、第三年,那位中直某筑路单位的副职如法炮制,谭玉和母亲还是那句话“给人家送回去”,谭玉和面上诺诺,背地里把钱收了。到现在,谭玉和母亲真的以为谭玉和把钱给人家退回去了,她哪里知道,这个当了县委书记的儿子竟钱迷心窍,亲娘的话都当了耳边风!

    金钱的贪欲扭曲了人性,泯灭了孝道。此时的谭玉和,心中只有钱、钱、钱!只要有人送钱,他都笑纳。应该送的钱如果没有送上,他会以他的权力作钓饵,或速攻或慢钓。

    有个港商,与他人合资在钟山县成立了顺贸公司。这家公司为建设厂房以每亩2万元价格在钟山县购买约38亩土地,至2008年上半年尚未办理好土地使用权证。2008年上半年顺贸公司与钟山县政府、县国土局联系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时,因钟山县工业用地基准地价已上涨到每亩8万元,钟山县政府研究决定要求顺贸公司按每亩8万元的基准地价交完地价款后,再由钟山县财政局按每亩6万元的差价以企业扶持资金的名义退还给顺贸公司。

    2008年7月,顺贸公司补交土地款220多万元到县财政局后,县财政局迟迟未退款给顺贸公司。那位港商找到钟山县委书记谭玉和,谭玉和答应出面帮协调。但是过了半年,毫无结果。2009年上半年,那位港商又找到谭玉和,那笔款项还是没有退给顺贸公司。

    一拖再拖之后,那位港商就想其中有什么问题。左思右想,那位港商终于悟到:没有给谭玉和送钱。这一次,那位港商直接找到谭玉和,说县里退款给顺贸公司的事,你已答应两次了,事情还没有解决。这样吧,县里退还土地款后,我只要整数,剩下的尾数作为感谢送给你好了。

    谭玉和听港商这么一说,心算了一下,220多万元,剩下的尾数起码是20万元,也可以,就答应这次要解决了。不久,钟山县财政局将补交的土地款拨付给了顺贸公司。

    2009年12月的一天晚上10点多钟,那位港商跟谭玉和约好,在谭玉和住的钟山县迎宾馆旁县委公寓楼下见面。谭玉和到了楼下,那位港商一边说一些感谢的话,一边给谭玉和递过一个装有现金的铁观音茶叶纸袋。谭玉和知道其中的内容,说谢谢了。

    当晚,谭玉和回到房间,抽出茶叶袋中的钱一看,两扎钱,共20万元。几天后,他拿回他在贺州市八步区的家,放在铁皮柜里。

    2012年2月1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南宁铁路运输分院向南宁铁路局人民法院的起诉书中,指控谭玉和在任县长、县委书记期间,收受15家私营企业老板的钱共345万多元人民币,收受贺永林、罗海生等14名县直机关干部的钱共90多万元人民币。

    十、行贿者的钱从何来

    那些私营企业者,那些保官买官的官员,或约定俗成,或逢年过节,几万元、几十万元地给谭玉和行贿送钱,他们行贿的钱从何来?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探究的是那些保官买官的官员,他们每月的薪水就那么两三千元,他们行贿的钱从何来?

    先看看曾任钟山县国土局局长的贺永林。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南宁铁路运输分院向南宁铁路局人民法院的起诉书中,指控谭玉和收受了贺永林41万元人民币。贺永林的月薪按2008年的工资标准也就3000多元,他前前后后送给谭玉和的41万元人民币,相当于他10年的薪水。很显然,他给谭玉和行贿的钱不是来自工资收入。

    自治区办案人员曾经问贺永林:“你送给谭玉和的钱出自何处?”

    贺永林答:“我送给谭玉和的钱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我收受矿山公路工程老板黄某某、莫某某送给我的好处费,这两个老板一共给了我近50万元的好处费;二是我收受其他老板给我的好处费,我担任钟山县国土资源局局长期间共收受李某某等老板的好处费100多万元;三是我用餐票、汽油票等在单位财务套取了一些费用,这些费用估计有近30万元,这些费用我也全部送给谭玉和等人了。由于经我手的钱很多,包括别人送给我的和我送出去的,所以要具体分清楚每一笔的来源确实有困难,我一下子哪想得起那么多?我收受别人的和以各种名义套出来的钱,一般先放在我自己家里四楼我住的卧室的保险柜里面,有些放在单位的铁柜里面,多了以后就存部分到银行。送给谭玉和的钱都是从这几个方面出。”

    钟山县国土局原局长罗海生送给谭玉和11.2万元人民币以及一张2万元的购物卡。他对自治区办案人员的同样问话,回答的话和贺永林的如出一辙:“我自己送了钱之后,有的我自己找发票到单位冲过账,没冲完的部分是从我收其他人的好处费中支出。”

    清楚了吧?像贺永林、罗海生这样的官员,他们给谭玉和行贿的钱一是从“收其他人的好处费”中支出,即是说,他们是从受贿的钱中拿出一部分去行贿,他们本身就是受贿的贪官。二是“自己找发票到单位冲账”套取公款后支出。这本质上是一种贪污。这里暴露出贺永林、罗海生在钟山县国土资源局滥用权力是何等的猖獗!暴露出在贺永林、罗海生把持下的钟山县国土资源局财务管理是何等的混乱!他们和谭玉和都是一丘之貉:受贿,行贿,再受贿,再行贿;贪污,行贿,再贪污,再行贿。恶性循环,乌烟瘴气! 

十一、黄龙玉

    现在的人,不玩玉石的大概对黄龙玉一无所知,但凡玩玉石的对黄龙玉趋之若鹜。

    黄龙玉,最初人称黄蜡石。2000年前后,贺州石商在云南龙陵与芒市交界一带的苏帕河中发现了“云南黄蜡石”。在当地人看来,它有着田黄般的颜色、翡翠的硬度,与和田玉等软玉相比,硬度更好、透明度更高、色彩更鲜艳丰富。由于其产在龙陵,又以黄色为主色,故最终得名为黄龙玉。

    黄龙玉的主色是黄色和红色,黄色寓意“富贵”,红色寓意“吉祥”。这是一种非常优秀的玉种,既可以把玩原石,也适合雕刻成各种摆件、饰品,深受消费者青睐,成为当今玉石收藏新贵。前些年还只是点缀厅堂的观赏石,近年来摇身一变,晋升玉石。由最初几元钱一公斤涨到了近万元一公斤。业内人传,一些极品的单位克重价格,更是超过白银,直追黄金。2003年前后,龙陵黄蜡石迅速在两广观赏石市场铺开。

    也就是从2003年开始,谭玉和也来了雅兴,迷上了黄龙玉。他说,有一次,他和两个爱玩黄龙玉的石友一起,花了几千元从云南拉回一卡车的黄龙玉石材,他分得一吨多。从此,他对黄龙玉情有独钟,心有所痴。

    随着黄龙玉的价格和收藏热的飙升,也随着谭玉和权力和资本的高升,谭玉和从开始玩黄龙玉的石材,逐步玩起黄龙玉的雕刻珍品。

    当然,谭玉和玩黄龙玉的雅兴,除了投资收藏,别有生财之道,那就是坐等“雅贿”。黄龙玉的雕刻珍品,价如黄金。谭玉和要玩黄龙玉,需要巨额资金。这巨额资金从哪里来?

    这回,谭玉和不搞直接的权钱交易了,搞权力的期货交易,也可称之为“期权交易”。利用自己“在其位谋其政”的权位优势,迫使周围的人送钱。谭玉和从⒛08年到⒛10年,每年都要去云南买黄龙玉。自然,去云南买黄龙玉所花的钱,都以他手中的权力为诱饵,钓取他人的钱财。

    身为县委书记,谭玉和去云南买黄龙玉,是有违组织纪律的,本不应该张扬,但他每次去云南,总是在他的身边人放出风声,那用意本言自明。有的人,知道谭玉和去云南买黄龙玉,看在他手中的权力上,或直接送现金,或鞍前马后为之张罗,谭玉和去云南也就财源滚滚,生意兴隆了。

    这里仅举一例。

    贺文(化名)交代:“2008年七八月份的一天,谭玉和告诉我,他要去云南。我这个人是比较会做人的,我说给你点费用去用一下吧。谭玉和说可以啊。我说我在公司等你吧。挂完电话后,我用纸袋装了10万元人民币,面额都是100元的。我估计谭玉和快到我公司楼下时我提着钱下楼去等他。谭玉和开着单位配给他的军牌车到后,我打开他后排的车门并上了他的车,上车后我用客家话对谭说:‘这是我给你的费用,放在后面,我就不陪你去了,你玩得开心点。’谭说:‘多谢!’我把钱放在他汽车的后排座位上后马上下车到公司工作了。

    “2008年12月份左右的一天,谭玉和也是对我说他要去云南,我又在我公司楼下谭玉和的汽车上给了他5万元人民币。

    “2009年8月左右的一天,谭玉和又对我说他要去云南,我在我公司楼下谭玉和的汽车上给了他5万元人民币。

    “2010年7月初,谭玉和去云南买黄龙玉,去之前我在贺州台湾街旁边的一个茶庄门口送了5万元人民币给谭玉和。”

    贺文交代的这三年间,谭玉和数次去云南买黄龙玉,仅在他的老乡、贺州市民营企业老板贺文身上就搜刮了25万元人民币。

    有了这25万元人民币,还有一些人送的数万元,谭玉和到云南买黄龙玉,自然就出手阔绰,自然就满载而归。然而,谭玉和黄龙玉的生意越红火,他的权力腐败程度就越高,距离栽跟头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十二、借条

    掩盖罪行是所有贪官的本能。这些年来,贪官掩盖罪行,或者说处置贪污受贿的巨额钱财,大体是两类手段,一是挥霍,二是藏匿。挥霍自有挥霍之道,购房地产有之,养情妇有之,送子女出国有之。藏匿也自有藏匿之法,如南丹县原县委书记万瑞忠将受贿的几百万元运回老家埋人地下,如自治区民政厅原厅长将受贿的几百万元运回亲戚家放进保险柜,等等。

    谭玉和在藏匿受贿的几百万元上,挖空心思,别出心裁。

    面对越积越多的受贿现金,谭玉和既有一种莫名的快乐和兴奋,也有他难言的苦闷。这些受贿得来的数以万计的现金,怎么处置,如何藏匿,才能既掩人耳目,规避党纪国法,又能随时掌控,为我所用?存进银行?不行!很容易授人以柄。藏在家里?也不行!偷盗“偷”出大贪官的故事他时有所闻。买房产?更不行!等于“此地无银三百两”。

    怎么办呢?这真是苦煞了县委书记谭玉和。他说:“我担任钟山县长后,权力逐步大了,求我办事的人也多了,送感谢费、送‘红包’的人越来越多。我收下之后,不敢存进银行,因为存进银行查起来容易,也不敢长期放在家里。”

    想来想去,比来比去,谭玉和觉得,还是他的老乡贺文可靠:“考虑到我跟贺文的关系不错,又是老乡,他这个人比较仗义,生意也做得比较大,所以就逐步把钱交给贺文保管。我记得2003年初的一天,我对贺文说,我这里有一些钱,反正一下子用不着,放在你那里。贺文说,那你就拿来吧。我记得第一次给贺文细万元,是在贺文的办公室里给他的。他当时验完后,当场写了一张字条给我。过后,每当我手头上有30万-40万元,就交给贺文保管。每次他都写一张字条给我·…··”

    贺文交代:“谭玉和从⒛03年左右开始到今年五六月份,陆续存放了500万元在我这里保管,每笔我都出具了借条。

    “2003年的一天,谭玉和主动问我,他那里有一些钱想放在我这里,问我行不行。我知道他是做官的,有些钱也正常,我也不好多问,就答应他可以。

    “从那时起,谭玉和就陆续拿钱放在我这里。但当时我们并没有约定利息,对我来说做生意需要用钱,正好就算我借他的。所以谭玉和每给我一笔钱我就写一张借条给他。谭玉和放了多少钱在我这里保管,我是没有文字记录的,只记在脑子里。到2006年初的时候,我让谭玉和把所有借条拿去我办公室,我们两个人核对了一遍,刚好是200万元,我把原来写给谭玉和的借条全部收回撕掉了,另外写了一张200万元的借条给他。

     “从2006年至2007年7月,谭玉和又陆续放了300万元在我这里。我记得最后一次是2010年六七月份的一天,谭玉和拿了60万至70万元人民币到我办公室,我写了一张借条给他。同时我们又核对了一遍,谭玉和放在我这里保管的刚好是500万元人民币。

    “我和谭玉和是多年的朋友,他知道我是实在人,也信得过我,我不会轻易把这些事情讲给别人听,连我老婆都没有说过。谭玉和也许觉得把钱放在我这里比较安全,才把500万元交给我保管。

    “谭玉和每次给我钱都是在我公司,我每次点过后当场写一张借条给他。收到谭玉和的钱我并没有存人银行,而是直接用于购买钢材、水泥等基建材料或者支付工钱。

     “我今年(2010年)8月去澳大利亚之前又和谭玉和核对过一次数额,他放在我这里的钱一共是500万元。我还对他说:‘如果你需要花钱,就提前告诉我一声,我好准各给你。’谭玉和说:‘暂时不用,用的时候再说。’我没有什么文化,平时不喜欢记账,谭玉和给我的钱也没有交给会计,而是我自己保管使用,需要用的时候就先拿来用了。

    “今年8月我去澳大利亚之前,谭玉和在我公司对我说,因为滨江花园的用地问题,检察院的人可能会找我。我叫谭玉和把借条处理好,他说他已经放好了,让我放心。”

    谭玉和把受贿得来的500万元名“借”实存在贺文处,这一招,狡猾是狡猾了,但不免过于愚蠢。愚蠢之一,他忘记了“无商不奸”的古训。愚蠢之二,受贿的事实怎能掩人耳目?愚蠢之三,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党纪国法怎能规避?

  2010年8月18日,贺文从澳大利亚飞回到香港,当天从深圳口岸人境。他自认为从香港转到深圳再潜回贺州,神不知鬼不觉,一两天办完事后又再飞出境。但令贺文意想不到的是,他一人境就被警方扣留……

  2010年10月19日下午,谭玉和在县委会议里,正在向自治区纪委领导汇报工作,忽然他的手机响了。他一看手机上的电话号码,心猛地一跳,赶紧离开座位,到会议室外接那个电话。电话那头传来沮丧的声调:“贺文被抓了。”好长一会时间,他才回到会议室。与会人员看见他脸色苍白,两眼呆滞,一副忐忑不安的神色。

    第二天一早,谭玉和便借故赶回贺州老家。他从母亲的衣柜里翻出他原先藏着的那几张字条(贺文写给他的“借条”),然后,他从二楼客厅的屋角里拿出一个铁皮垃圾铲,借着打火机摇曳的火苗,点燃那几张“借条”。一瞬间,那几张“借条”被烧成了灰烬。此时,他阴沉的脸上闪过一丝只有他才体会得到的冷笑………

    谭玉和愚蠢地认为,烧毁了贺文那些暗藏玄机的“借条”,就平安无事了。

    但是,党纪国法这把达摩克利斯剑已经高悬在谭玉和的头上。2010年11月22日晚8时,谭玉和在钟山县迎宾馆的翡翠包厢里吃完“最后一个晚餐”后,自治区调查组向他宣布了自治区纪委常委会关于对他实行“两规”的决定,并连夜将谭玉和带回南宁……

    2012年2月16日,谭玉和受贿案在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南宁铁路运输检察分院以滥用职权罪、受贿罪对谭玉和提起公诉,指控其在任职期间收受29笔贿赂,受贿人民币480.3万元,美元1.8万元,港币10万元,价值3万元人民币红木家具一套,价值6万元人民币的2间铺面,价值2.1099万元的彩电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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